碎片化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众多负面效应之一，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其表现更为突出。在研究中，尤其是在材料的利用上，我们仍局限在文本记忆和传播层面，忽视了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碰撞、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时代。“视觉性”考察正成为我们审视文化多维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历史研究而言，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文本）所承载的人类文明，虽然一直是人类社会所认可的叙事系统，但文本只是多元记忆的一种，尤其是较之当今影像数据的开发和应用而言，文本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提示我们要重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形有象的文化记忆。因此，对于形象记忆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艺术层面，而应从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角度来发掘其作用和意义。借助“视觉性”考察这种综合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文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研究方法，在多元共生的社会情境下将碎片化的研究素材联结起来，建构一种多维度的历史叙事结构，乃至全景化的“历史想象体”。可以说，重视形象史的研究模式，不仅是对史学研究新路径的支持，同时也是克服碎片化的重要手段。当然，要将这种新的模式传播出去，并形成共识，除了有条不紊地推进具体的研究之外，学术宣传同样重要。

　　我们注意到，自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以来，对于形象史研究的宣传便给予了特别关注，这种宣传视野颇具前瞻性。五年来，从对具体研究的宣传（如张文静《虎啸风生——谈阴山岩画中的“虎”》、曹志红《新疆虎：一个历史物种的再现》、谢晓燕《中国古代的“千秋万岁”瓦当与“人面鸟身”图像》、张庆捷《大同电厂北魏墓题记壁画初探》、王晓琨《中国北方汉代壁画墓中的车马图》、杨弃《霄壤未必相殊：中国古代四象崇拜的流变》、孙武军《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渊源》、汪小洋《不朽在此岸：汉代的西王母信仰》、王煜《汉代图像与古人眼中的“天堂生活”》等），到对形象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模式的宣传（刘中玉《沈从文与形象史学》、专访报道《“形象史学”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视角》、周学军《“形象史学”成为新学科生长点》等），一个比较成熟的宣传思路已初步成型。即将推出的连续三个整版的“形象史学”特别策划，也再一次证明了学术研究与宣传平台的同步性互动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一大特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