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大形势下,国内几乎每个学科都深感需要和国际学界接轨,急需翻译学术名篇。只有如此,视野远了,丝路大业才能振兴。

　　一

　　回顾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规模宏大的学术翻译浪潮:

　　第一次是汉唐之间胡汉高僧的佛经汉译,从安息波斯来华的安世高、龟兹的鸠摩罗什、到集大成者玄奘,浩如烟海的佛经从梵文、吐火罗文、佉卢文、粟特文等,译成高妙的汉语,如慈悲、觉、真空、妙有、刹那、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等,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第二次是明清时期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除了汉译《圣经》之外,利玛窦、南怀仁等神父还翻译出了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天文历法、航海地图等。康熙从1668年15岁起跟随南怀仁学习天文几何,“凡万机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20余年。”1690年,37岁的康熙君臣同观日蚀,与五千年来每遇日蚀的举国惊恐不同,康熙帝自己也参加了预测。这一盛况被法国传教士白晋写入法文版《康熙帝传》1697在巴黎出版。

　　第三次是近代百年的西学东渐,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英国人马礼逊撰写了第一本《汉英词典》,各种西方科学艺术被译介到中国。朱生豪、梁实秋翻译了多个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翻译百万字的法国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杨宪益译出了英文版《楚辞》《红楼梦》,许渊冲用英文、法文译出《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牡丹亭》《长昇殿》等,都成为翻译史上的扛鼎之作。在丝路学领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冯承钧译出了多本西方名著,开学界先河。近年来又有耿世民翻译突厥回鹘史料,王尧翻译藏文史料,宋岘翻译阿拉伯文史料,耿昇翻译法国汉学家丝绸之路著作等,为学界所珍视。

　　二

　　有谚语说,翻译之所以称之为“翻”者,如翻织锦袍,面子与里子图样相似而花色不同,这是一种重新编织,又处处呼应的匠心。所以要当学界的跨文化桥梁,译者需要中外学养的积累,翻译事业是因难而见巧。笔者近年来编辑伦敦大学《中亚艺术考古学刊》,在翻译学术名篇时,常遇到读者来问一些丝路名词的为什么,在此一并分享:

　　比如,关于塞北·西伯利亚。Siberia西伯利亚这个词,在俄语里意思是“北方”,在古汉语里有个谐音谐意词就是“塞北”。因为塞北-西伯利亚这个词,与“鲜卑”“锡伯”“室韦”这一串游牧民族的名字同源,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巴尔托尔德等突厥学家认为西伯利亚这个词是指“鲜卑人的土地”,与当年的鲜卑首领檀石槐在匈奴人西迁后占有西伯利亚草原有渊源。从地理上看欧亚大草原(Eurasian Steppe)本是一体:从白山黑水、内蒙古鄂尔多斯、到南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高加索山脉、黑海沿岸,其间长河流向北冰洋,如额尔齐斯河、伊犁河、鄂毕河、叶尼塞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等等。正如哈萨克谚语所唱的,“一个姑娘远嫁,至少要越过七条河流”,这是欧亚草原的独有特色。而相对干旱的北美大草原用词是prairie,一般不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