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藏文化名片之一的唐卡绘画,为外界所普遍知晓,应该说是近三四十年间的事情。而在西藏,其历史渊源至少已有1300年以上了。据五世达赖时期的《大昭寺志》记载,吐蕃时期藏王松赞干布就曾以自己的鼻血为色绘制了一幅班丹拉姆神像,虽然这幅作品如今已了无踪迹,但可据此推断在布面上绘制神祇造像的唐卡绘画于那时已经出现。

　　“唐卡”是音译,即藏地卷轴佛画,受宗教启迪,为信仰服务的神本主义内容是其自古至今的创作主题。若依其具体描绘的图像内容,又可分为五项:一是佛陀菩萨类;二是密宗本尊、护法、罗汉类;三是高僧上师造像类;四是曼陀罗、宇宙天体及藏医药类;五是记事及箴言书法类。若依唐卡制作的方法材料异同,唐卡又可大致分为“止唐”和“国唐”两大类。

　　先说作为主流唐卡的“止唐”,也就是人们熟悉的手工绘制唐卡。千百年来,“止唐”在西藏各地先后出现不少绘画流派,最终形成今天的四大流派,即勉唐、青孜、噶玛噶赤和久岗。其中久岗派历史久远,大概可追溯到13世纪。这一画派风格一望而知是更多承袭南亚样式,构图常以大、中、小格状空间来布局画面内容,造型追求犍陀罗趣味,整练生动,因此亦被称之为“软龛”。青孜画派因其创始人贡噶岗堆·青孜钦莫而得名。该画派大致形成于15世纪中后期,其风格除了对13、14世纪流行于后藏地区的绘画样式继承外,也有对中原汉地绘画的吸收借鉴,多体现在画面背景山水空间的营造上。噶玛噶赤画派形成于16世纪,主要流布于金沙江两岸地区,西藏腹地画风与汉地工笔画风对噶玛噶赤画派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故该画派作品往往设色清丽,晕染匀称淡雅,令主尊形象凸显,通篇洋溢着某种文人画的意趣。这也说明文化的辐射与影响从来都是云来云去的双向互动。记得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老师就曾讲过,西藏的唐卡绘画也是汉地工笔画的源头之一。形成于16世纪与17世纪间的勉唐画派,与其他画派相较,更多呈现出本土审美指向与借鉴兼容意识,民族地域特征更为彰显与明确,画者更为能动地运用散点透视原则,来调遣刻画画面中的主尊、侍者、背光、法台、祥云、山水、楼亭、动植物等,以服务于主题烘托。其造型细密活脱,用线谨劲流畅,色调亦更为富丽,并形成一套程式化的章法。这种近瞻远观一望而知的西藏绘画样式,遂成为西藏“止唐”的主要流派。“止唐”中人们常见的多为色彩斑斓的画面,因此又被业界称为“彩唐”。尚有以冷金、黄金、赤金等色阶绘就的“金唐”,在朱砂底上勾染的“赤唐”,和在藏青或纯黑底上点染的“黑唐”。这些唐卡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止唐”艺术审美的多样性。

　　再说堆绣、刺绣唐卡“国唐”。地处高寒的西藏,向不出产桑棉,所以,堆绣、刺绣的原材料多为元、明、清三朝皇室赏赐西藏僧俗上层的缂丝与锦缎。人们熟悉的拉萨雪顿节哲蚌寺展示的数百平方米的巨幅佛像唐卡,应数“国唐”之最了。除却西藏本土,青、甘、川、滇藏族聚居区都有各种体量与型制的“国唐”作品传世,美不胜收。还需指出的是,“国唐”的设计与缝制,主要由各寺院僧人艺匠担纲,这也能看出他们在材料手法上高超的变通与应对能力,以及几十人各司其职而最终无缝对接地完成一件集圆满内容和材质美与工艺美为一体的作品所需的艺术才情。

　　由于西藏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西藏历史上没有文人画与文人画家的概念。无论是寺院画僧还是民间画师艺匠,首先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其次才是社会分工意义上的画家画师。对于他们而言,绘制唐卡首要是宗教上的修为与供奉,而后才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一幅唐卡作品的绘制过程,即是一位丹青妙手信徒修持的过程。因此,唐卡绘制之前,须按仪轨举行或简或繁的仪式,如诵颂经文、沐浴焚香、礼拜佛像与发放布施等等,算定吉日良辰方能开笔。这样的过程,从初涉画坛的艺徒到名满雪域的大师均不能免除。

　　说到唐卡艺徒,又关联到唐卡人才培养。传统的唐卡技艺传承,通常是师徒相授或父子相传。一个孩童,从七八岁起,一边识藏文读经书,一边按造像经典从比例起步苦修苦练画技,直到对人体结构有所了然后,再进行衣饰景物摹画点染,直到烂熟于心,还要学习画布、毛笔的制作,矿植物颜料的研磨、泡制、使用等技巧,如此历八九载寒窗,终能独自完成一幅唐卡,待师父与同行认可后,才算是一名学成自立的唐卡艺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