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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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源起于西方，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西方各种生态文明理论也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分析并反思这些生态文明理论的特点和价值立场，对于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期“学术笔谈”刊出的三篇论文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简单地借鉴和认同西方自然价值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研究路径，既不可能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也无法落实于现实人类实践活动中。
反思以“生态”和“人类”为本位的生态文明理论存在的问题，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秉承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主要是通过借鉴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以“生态”为本位和以“人类”为本位的两种生态文明理论。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视野，分析这两种生态文明理论的特点和价值立场，对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
以“生态”为本位和以“人类”为本位的两种生态文明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强调从价值观的维度入手来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他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是赞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赞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两种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对于我们反思人类实践的生态后果具有积极意义，但却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第一，虽然他们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差别，但是在他们那里，生态危机“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就被完全忽略了”。（[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正确地看到了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客观联系，但是却没有更进一步揭示出人类和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交换关系中断的根本原因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因而看不到生态危机本质上表征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只有通过合理调整人们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就必然使他们在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问题时忽视社会对自然的影响，忽视社会制度变革对解决生态危机的决定作用。
第二，他们在如何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的性质和内涵上存在着偏差。作为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应该具有境界论和发展观两个维度。从境界论的维度看，它要求人们超越狭隘自我的利益观和价值观，代之以人和生态和谐共生的生态利益观和价值观，它具有“应然”的超越性特点。从发展观的维度看，它主要体现为如何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在捍卫民族国家和地区发展权、环境权的同时，指导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它具有“实然”的特点。以“生态”为本位和以“人类”为本位的生态文明理论的问题恰恰体现在其“发展观维度”的缺失。这是因为：首先，以“生态”为本位的这种依赖于个人神秘体验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无法借助科学的理论论证，更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在生态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冲突。其次，以“人类”为本位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类实践活动是否能够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立足点，但是问题在于所谓人类的“整体利益”在当前是否已经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却是值得怀疑的。以这种虚幻的“人类整体利益”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不可能真正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而且可能沦为资本以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借口来维护资本既得利益的工具。最后，他们不注重生态文明中制度维度的建设，体现在脱离人和人的利益关系的协调抽象地谈论人和自然关系的解决，不懂得只有实现人们在生态问题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人们之间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才能得到真正的化解。
第三，他们在价值立场上存在偏差。这两种生态文明理论不仅体现为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而且也必然脱离资本及其全球权力关系谈论生态问题，看不到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事实上，生态问题的出现和生态危机的产生，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资产阶级不仅在其现代化的早期阶段通过海外殖民活动掠夺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为资本开拓世界市场，而且在当前又通过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剥削，并通过资本的国际分工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问题，把解决生态危机寄托于人类生态价值观的转变，实际上模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不同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关系，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作辩护的作用，在价值立场上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因此，简单地借鉴和认同西方自然价值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研究路径既不可能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也无法落实于现实人类实践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