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昭曦出生在“千年盐都”自贡，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他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盼望国家强大，不再遭敌机轰炸；二是希望自己勤奋读书，将来有出息。长大后，他成了一名历史学家。近日，胡昭曦向记者娓娓道来，讲述他的宋史研究、巴蜀史研究经历。

　　名师指引 结缘宋史研究

　　1956年1月，胡昭曦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开始系统学习历史知识。随后的五年，在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胡鉴民、蒙思明、卢剑波等名师的引导下，他逐步走进历史学的大门。“能够接受一批著名学者的教育，我到现在仍然感到很自豪。”胡昭曦告诉记者。

　　大学毕业后，胡昭曦留校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助教。当时的四川大学实行青年助教导师制，蒙文通成为胡昭曦的指导老师，也成为他宋史研究学术生涯的引导者。

　　“蒙先生让我和他新招的宋史研究生一起学习，在指定读书目录、答疑辅导、批改作业等教学上，我和研究生完全一样，也在蒙先生指导下，撰写了论文《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刊于《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胡昭曦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受到许多教益和锻炼，与宋史研究结下了终身之缘。

　　迎难而上 总体概括晚宋史

　　刚开始担任助教的那段时间，胡昭曦准备试讲“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由此接触到了王安石变法的两种评价——过分肯定和根本否定。在蒙文通的指导和鼓励下，胡昭曦撰文《关于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意见，后又继续研究，并独立撰写长篇论文《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进行系统阐述，认为此次变法应称为“熙丰变法”，其有值得肯定之处，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这一观点提出后受到学界重视，被《中国历史学年鉴》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评价这次变法的代表性观点之一。此后，胡昭曦便以开拓创新的精神进行宋史研究。

　　在晚宋史特别是宋蒙（元）关系史研究方面，胡昭曦有着重要贡献。由于资料零散，晚宋史一直是宋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胡昭曦迎难而上，先后完成出版了《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合著）、《宋蒙（元）关系研究》（主编）、《宋蒙（元）关系史》（主编）、《宋理宗宋度宗》（合著）等专著，获得学术界好评。有学者称赞，胡昭曦“对宋理宗宋度宗时期的政治、宋蒙（元）关系、晚宋史分期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做出的总体概括性论断，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晚宋史的认识”。

　　读行结合 开辟研究新领域

　　胡昭曦注重将宋史文献资料与川渝地区的历史遗迹考察相结合来进行研究。他以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自勉，走访四川省内50多个市、县及相关地区，收集大量实地调查材料，将它们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探讨有关历史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宋代学派和地区学术者有一现象，就是特别重视濂、洛、关、闽一系的理学派，以及江西陆九渊心学、浙东功利学派，而对其他地区的学派学术则关注不够。”胡昭曦说。而这种状况的改善，源自《湖湘学派源流》和《宋代蜀学研究》这两本书的问世。胡昭曦与同事合著的《宋代蜀学研究》，将宋代蜀学置于宋代学术和巴蜀文化的广阔背景中进行考察，全面探讨宋代四川地区的学术思想乃至科学技术，是比较系统深入研究蜀学问题的第一部专著。

　　胡昭曦对四川书院史研究的开创，亦为学人称道。1990—2004年，胡昭曦先后查阅川渝地区新中国成立前编纂的地方志149部、新修的地方志65部，写成《四川书院史》，该书首次从整体上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四川书院的历史，被学者评价为“深入地研究了四川地区书院史，填补了我国书院史的空阙”。

　　2003年离休后，胡昭曦仍在研究领域耕耘，审读了大量有关巴蜀历史文化和地方志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四川通史》、《成都通史》、《四川大学史稿》、《巴蜀文化通史》、《巴蜀全书》等成果中，都有他的心血。正像他所说，“回顾过去的80多年，我走过了一条充满学习需求和实践历练的崎岖山路，我不断地攀登、不断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