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房宁;民主;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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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以发展协商民主为重点
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多位政治观察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因应世情、国情和党情之变，提速党内民主，探索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道路”。
就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10天的9月4日，80岁的美国著名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推出了他的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文版。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形成稳定的关键。他还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近20年来，伴随着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惊讶与疑惑，“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此消彼涨。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总结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既是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国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对于外部关注中国民主的一种回应。
放眼未来，当各国逐步走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步入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的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其中能够提供怎样的发展动力？更加令人关注。
年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他认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以发展协商民主为重点。“这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三大基本经验”。
调动两个积极性
《瞭望》：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和进步，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模式”。在您看来“中国模式”是什么？
房宁：中国的确正在形成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的模式已经初步地具备了它的形态，这条道路就是促进和维护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体系。
中国的民主模式的官方表述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具体表现为四项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是这“三统一”和“四制度”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政治框架。
中国模式在这种规范表述的背后的具体内容是，中国的制度有利于调动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市场的积极性，实际上也就是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另一个是政权的积极性，也就是政府的主观努力、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和坚持执行。
《瞭望》：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权利的释放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
房宁：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坦率地说，这样的见解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动的改革开放，首先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大批拥护改革开放的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使中国的改革“新政”有了组织的保障；还有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给予当时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以经济自由；实行“简政放权”，调动地方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实行宪法改革，废除“文革”中的“四大自由”，恢复社会法制。
正是这四大改革，保障了人民的权利，扩大了人民的自由，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政治上的前提和道路。
《瞭望》：中国体制擅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房宁：集中体制资源、集中民智、集中民力是中国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国不仅要改变自己的面貌，而且还要追赶世界，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曾经落伍大国的历史命运。
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追赶世界，自然是不能够按步就班地发展的，因为那样只能永远落在世界的后头。因此，中国这样的国家，必然要实行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性的发展，也就是说通过战略的规划，集中资源，强化发展，并且一以贯之地加以长期坚持与执行，这些就是我所说的“战略性发展”。
其实许多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包括我国的台湾。只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辽阔的、巨大的国家，它的表现和给人的印象更加地深刻和突出而已。
《瞭望》：中国的“集中”来自于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房宁：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中国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使中国具备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政权和大政方针具有了稳定性和连贯性。
从政治制度的功能方面来看，中国模式具有一个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由这个核心进行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她的正当性、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人民的“一次性授权”，这在中国被称之为“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因为这样一个政治核心的存在，决策过程中，就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交换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是中国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不同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
西方的民主体制下，有数不清的授权过程，而且可以说是多中心的，所以在重大决策问题上，都有大量的博弈，使交易成本增高。由于西方是发达国家，因发展的压力减小，所以社会效率的降低，政府效率的降低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要实行赶超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