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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
2020年10月27日 10:3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京)2019年第10期 作者:何明星 江蓝 字号
2020年10月27日 10:3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京)2019年第10期 作者:何明星 江蓝
关键词: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中日关系;书籍史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拟借助专业数据库资源和中日两国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在中日关系的视野下将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其历史特点,进而探讨毛泽东著作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时代因素。

关键词: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中日关系;书籍史研究

作者简介:

  有关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已有很多重要成果。例如,程慎元、刘跃进、周一平等从版本、内容等方面对日本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进行了详细介绍、校勘研究①;尚庆飞研究了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的编辑特点和内容来源等问题②;诸葛蔚东侧重将编辑、出版、发行作为一个整体,梳理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出版③。日本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村田忠禧从亲历者的角度和统计学的视角介绍了《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辑过程和特点④,此外还有《中国革命与〈毛泽东选集〉》《中国近代巨人及其著作:曾国藩、蒋介石、毛泽东》等⑤。但迄今为止,按照书籍史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和发行的成果尚且不多。

  所谓书籍史的研究方法,指的是通过对于图书的出版者、发行者,当然也包含翻译者的社会学研究,来探讨该图书的思想内容与时代、社会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中日两国之间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涉及1949年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方针和方法,还与中日两国两党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毋庸赘言。

  根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和日本CINII数据库⑥检索,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并在随后几十年里不断积累。1979年之后,中国方面再没有以官方名义出版过毛泽东著作的日文版。而在日本,最新的一本译著出版时间为2014年。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者既有日本学者,也有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出版者既有日本共产党主办的专业出版机构和日本普通出版社,也有中国专门出版领导人著述的外文出版社;发行者既有日共建立的专业书店,也有中国扶持的由日本友好人士创办的书店。

  本文拟借助专业数据库资源和中日两国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在中日关系的视野下将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其历史特点,进而探讨毛泽东著作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时代因素。

  一、零星翻译出版阶段(1929—1945)

  1929年至1945年间,日本情报机构出于搜集中国政治、军事情报的目的,翻译出版了少量毛泽东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地下组织和日本友好人士根据形势需要,也进行了零星的翻译出版。经初步搜集,至少有7篇毛泽东著作在这一时期被翻译成日文⑦。

  其中最早形成日文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设在大连的满铁调查部于1929年翻译、出版和发行。1929年的毛泽东刚刚36岁,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远不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但其著作却被翻译出版,这表明日本情报机构很早就注意到了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方更是密切关注毛泽东的各种动向,对其信息的搜集变得十分频繁⑧。

  1929年日文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翻译者署名为高山谦介,其实是日本陆军中将佐佐木到一⑨。佐佐木到一从1927年开始以高山谦介的笔名发表有关侵华的文章,并从事相关翻译工作。出版、发行该文的满铁调查部,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科,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所谓“国策调查机关”,主要负责收集中国和苏联的各种情报。

  除日本情报机构外,有两本日文版毛泽东著作出自进步新闻机构和友好人士之手。一是中国国际新闻社翻译出版的《论持久战》。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出版单行本后,由于论证有理有据,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大后方,一时间洛阳纸贵,影响很大。中国国际新闻社即中国新闻社的前身,是在周恩来参与策划下,由进步文化人士范长江、胡愈之等在1938年发起成立的爱国进步新闻机构。1938年10月,该社在上海出版日文版《论持久战》,不仅鼓舞了前后方参与抗战的信心,而且对在华日本反战人士产生了影响。⑩

  二是民主新闻社翻译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译者为八木宽(11)。这篇文章主要是为组织在东北的日本人学习、了解中共政策而翻译的,是该著作有记录的日译本中最早的一个。民主新闻社1945年成立于中国东北,是一家由中共领导、以日本友好人士为主的新闻出版机构,创办者包括赵安博、井上林、菅沼不二男(12)、池田亮一13等。这些友好人士后来都参与了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定稿等工作。民主新闻社主要面对日本战败后滞留在东北的几十万日本侨民,负责对其展开宣传,解释中共的政策。其发行的日文版报纸《民主日本》发行量曾达7000多份(14)。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译出版的同时,还有一些进步文学作品,如《战斗里成长》《活人塘》《为了幸福的明天》等,被日本友好人士翻译,由民主新闻社出版(15)。

  二、中日两党合作翻译出版阶段(1946—1966)

  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党通力合作,较为系统地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16(以及各种单篇著作。

  (一)日文版毛泽东著作概况

  据初步统计,日本在这一时期内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约有80多种。大致情况如下。

  抗战胜利后,中日两党在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方面的合作经历了三年左右的酝酿期。其中1946年4种(17),翻译者有日森虎雄(18)、尾崎庄太郎(19)等;1947年1种(20);1948年1种(2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日本相关机构加大中国研究力度,先是日共发起组织,后来中共参与,中日两党合作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日文版毛泽东著作品种增加很快。

  其中1949年2种(22),1950年2种(23),1951年增加到5种(24),翻译单位有现代中国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新民主出版社等,出版单位有第三书房、世纪书房、中国资料社、三一书房、五月书房等。

  1952年迅速增加到8种(25),其中日共发起组织的毛泽东著作刊行会,翻译出版六卷本《毛泽东选集》(26),由三一书房在本年出版了4卷,其他翻译者还有内山信三、鹿地亘(27)等。

  1953年7种(28),三一书房在本年出齐了六卷本《毛泽东选集》余下的2卷。

  1954年4种(29),出版机构新增加青木书店。

  1955年3种(30),三一书房重新修订六卷本《毛泽东选集》,改为七卷本,第1卷正式出版。

  1956年10种,是该时期出版品种最多的一年。三一书房的修订版《毛泽东选集》在本年出版了6种(31),七卷本出齐。其他4种(32)的译者有安藤彦太郎(33)、芝池靖夫(34)、竹内好(35),新增出版机构有岩波书店、江南书院、大学书林等。

  1957年7种,三一书房重新出版七卷本修订版《毛泽东选集》,发行四卷精装本,第1卷至第4卷(36)出齐,显示了三一书房以市场为目的出版毛泽东著作的特征。其他3种(37)的译者有日共中央宣传教育部、松村一人(38)、竹内实等,新增出版机构有日共中央出版部、岩崎书店。

  1958年3种(39),新增翻译出版机构世界政治资料编辑部、新日本出版社、青春出版社等。

  1959年2种(40),译者有新岛淳良、光冈玄、浅川謙次(41),新增出版机构为新兴出版社。

  1961年有5种,三一书房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至第9卷,前三卷封面注明“改译2版”(42),署名仍是毛泽东著作刊行会翻译;后两卷署名泽东选集翻译会编译,估计是接受了中共方面的翻译修改意见。

  1962年日本开始出版由中日双方合作翻译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43),日文版出版时每一卷均为2册,合计为8册。按照双方协议,出版署名为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日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翻译、日共中央出版部出版、新日本出版社发行。

  1964年仅有1种(44),但1965年又增加到8种,日共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名义出版中日双方合作翻译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45)7种,新增出版机构为角川书店。

  1966年8种,除日共中央出版部出齐了中日双方合作翻译的《毛泽东选集》余下的2种(46)外,还有《毛泽东语录》4个译本等6种(47),新增译者社会主义研究所毛泽东语录研究会、和田武司(48)、齐藤秋男(49)、杉本达夫、西野广祥等,新增出版机构有河出书房新社、宫川书房、中华书店、中日出版社、德间书店等。

  上述80多种日文版毛泽东著作,共有30多家出版机构,大部分与日共有联系或是左翼的出版机构,集中度很低。而中国方面则由一个机构———外文出版社负责。自1949年至1966年,外文社翻译出版的日文版毛泽东著作共有18种(50),每一种的印发册数都很大。

  (二)中日两党在翻译方面的合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最初以日共为主、中共配合,后期逐渐走向中共主导。两党合作主要体现在翻译和发行渠道两个方面。其中,中日两党紧密合作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源于中共与日共很早就建立的密切关系。日共成立于1922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其领导人之一野坂参三曾在延安与中共一起组织日本工农学校,为将战场上的日本战俘改造成反战友好人士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当局剥夺所有日共领导人的公职,并实行“预防式逮捕”。日共中央总书记德田球一不得不远走中国,1953年10月14日在北京病逝。1955年9月13日,中共在北京召开大型追悼会,刘少奇主祭,毛泽东亲笔题写挽幛“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日共站在了中共一边。1964年之前是中日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那时,在日共成员中出现了一股学习中文的热潮,甚至流行用中文来读自己的名字。

  日共很早就认识到,毛泽东著作包含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甚至早于中共成立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委员会,并于1952年开始出版发行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基础上翻译而成的六卷本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笔者查阅相关档案发现,这六卷本的日文版《毛泽东选集》是没有经过中方审读的。只是在日共希望继续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之后,中方才开始介入。双方议定,由日共主办的新日本出版社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的基础上重新出版日文译本。

  1961年11月28日,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新日本出版社经理安斋库治(51)代表日共,与当时专门负责中国书刊对外发行的国际书店(今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经理邵公文签署关于共同审定《毛泽东选集》第4卷日文版的协议。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刘宁一,以及张致祥、夏衍、丁西林、罗俊、朱光等。廖承志在当晚的酒会上表示,以后还要陆续派人审定《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的日译稿。(52)

  据一位自始至终参与《毛泽东选集》日文版翻译工作的中方翻译人员回忆,1961年中日共同组成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翻译工作组,下设核稿组、改稿组和定稿委员会。其中定稿委员会“由廖承志同志挂帅”,定期在国务院“廖办”开会,成员包括中联部、中科院等相关单位的中层干部。这位亲历者认为,如此高规格的翻译组是十分罕见的,“以后的历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翻译班子,都未再达到这个水平”(5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翻译工作完成后,1962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的日文版改译工作正式开始。这项工作由中联部负责,外文局具体办理;日共方面派来了安斋库治、浅川谦次、尾崎庄太郎等人。改译的底本是前述七卷本日文版《毛泽东选集》。这个版本“可能是出于照顾读者能力的考虑,采取‘解释译’的办法,译文比较啰嗦,冗长”;同时可能是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水平,汉字用得比较少,片假名比较多。

  中日双方组成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翻译组经过多次研究,最后根据浅川谦次的主张,确定了四条改译原则:(1)一词一译(原文中每一个词都要在日语找到对应词汇,即采取直译的方法);(2)不加不减(原文中每一个字都要译出,没有的不能加字);(3)句、逗点遵照原文,不能更动;(4)根据日文“宾动”结构、重点在后的特点,出现“只有……才能……”“不是……而是……”等句型时,一定要颠倒翻译。(54)

  综合相关史料可知,这一时期被日共派遣来华的翻译者包括安斋库治、尾崎庄太郎、浅川谦次、安藤彦太郎等;在中国工作并参与《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翻译工作的日籍专家有池田亮一、菅沼不二男和川越敏孝(55)。

  这一时期,除了中日两党密切合作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之外,还有一些友好人士、专家学者以及曾经参与《毛泽东选集》编译的日共成员,如千田九一(56)、鹿地亘、芝池靖夫、松村一人等,单独翻译过一些单篇的毛泽东著作,并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

  上述翻译者有一些共同特点:母语都是日语,同时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精通汉语。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些人甚至是职业革命家,政治上十分可靠。

  这一时期日本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学术性,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6个版本、《实践论》有14个版本、《矛盾论》有11个版本。这主要是因为日共高层一直以知识精英为主,而相关日共成员、左翼亲华人士又大多是中国研究的专家学者,翻译是研究的一种继续,这个特征十分明显。

  (三)中日两党在出版发行方面的合作

  1.出版情况

  由于是最高领导人的著作,为保证质量,中国方面指定由外文出版社独家出版毛泽东著作。因此,中方翻译出版的品种仅有18种,但印发册数很大,18个品种累计超过200万册。其中数量最大的是1966年由中方单独组织翻译出版的100开精装日文版《毛主席语录》。笔者曾在相关档案中发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该书6次重印的总册数———787908册。这也是目前为止最准确的数字。其次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6开、32开),合计271440册。再次是《新民主主义论》(32开、56开),合计247740册。

  前述日本方面出版的60多种日文版毛泽东著作,大多由与日共联系密切的左派出版机构出版。例如,日共中央出版部、新日本出版社是日共主办的出版机构,中国研究所是由日中友好协会1946年9月在东京创办的专门致力于中国研究的研究机构,岩波书店、角川书店、现代评论社、青木书店、河出书房等也都是日本知名左派出版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三一书房,该出版社1945年11月由竹村一、田畑弘、朴元俊三人于日本京都创办,1957年迁至东京都千代田区饭田桥,主要出版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包含大量左倾著作。三一书房曾经翻译出版四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分别是:六卷本(第1卷至第6卷为正文,别卷1署名“学习参考资料”,别卷2仍署名“学习参考资料”),从1952年开始至1953年出齐;七卷本(六卷修订版,署名毛泽东选集刊行会编译),从1955年开始至1956年出齐;四卷本(署名毛泽东选集刊行会编译修订,小16开布面精装),1957年出齐;改译本(第5卷至第7卷署名毛泽东选集刊行会编译,第8卷至第9卷署名毛泽东选集翻译会编译),1961年出齐。前三个版本均为日方独立翻译,并在1960年之前出版。六卷本日文版《毛泽东选集》不仅收录了《兴国调查》《与斯诺谈话》《致章乃器等人信》等三篇中文版《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的文章,还误把《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当成毛泽东的文章而收入其中。这或许表明日方在翻译出版过程中并未征求过中方意见。考虑到后来对这个版本进行了改译,中方显然认为它还不够理想。

  中共参与翻译的《毛泽东选集》有两个版本:一是前面提过的日共中央出版部的四卷本(每卷2册,署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翻译、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出版);二是严格按照中文底本翻译出版的四卷本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署名同上,布面精装四卷版)。两个版本均在初版后就分别再版。由此可知,虽然当时中日两党关系十分密切,但在《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方面,中方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主张。

  除《毛泽东选集》外,三一书房还出版了一些单篇毛泽东著作、辅导学习材料和研究毛泽东的学术著作,这一时期已经达到30多种。

  2.发行情况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日本政府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内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因此在日本经销毛泽东著作属于“犯罪”行为。日共下属的大安书店经理小林实弥就曾因向中国出口书刊,遭到日本警方拘留。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局长小泽正元也曾因发行中国的《人民日报》,被日本当局以“宣传赤化”为由,判处五年苦役。但也正是从50年代初开始,日共积极参与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民主化运动,最终获得公开参加社会活动的合法地位。日共所属以及与其相关的科学书店、大安书店、远东书店等出版机构由此得以冲破美日当局封锁,进口新中国出版物,并在日本发行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57)

  日共主办的出版机构之所以能在此时大力推进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有一个十分有利的大背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日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社会运动十分活跃。竹内实曾对此作过介绍:

  当时,学生运动形态的团体活动盛行,其中“中国研究会”是各个大学的联合组织,简称“中研联”。当时由“中研联”主办的各类毛泽东思想连续讲座,是和《毛泽东选集》的刊行并行的。会场就设在东京大学的教室里,每次都坐满了听众,气氛非常活跃。毛泽东的文章充满了谚语、格言以及精巧的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人的汉文产生了共鸣,即使是不热衷于革命的人也很热情地阅读。(58)

  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当时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热销程度。在1966年10月北九州举办的一个展览会上,日本远东书店有关中国的书刊销售额达到1200万日元,具体销售册数如下:《毛泽东选集》250册;《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56册,合订本9册;各类毛泽东著作单篇701册;《毛泽东军事文选》19册;《人民战争胜利万岁》405册;毛泽东画像140张;等等。

  当时,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红军的故事》《红色赣粤边区》等深受日本读者欢迎,仅《红军的故事》一书在日发行量就达到10万册。外文出版社还在1953年和1954年先后出版日文月刊《人民中国》和日文版《人民画报》。两份刊物的发行任务主要由日共创办的几家书店担负,日中友好协会在日本各地的组织也给予积极配合。这使得《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很快发行到全日本各都、道、府、县,发行数量稳步增加,仅1959年一年的订户就达到一万个。这在美日当局对新中国书刊包围、封锁的情况下是极为难得的。此外,中方还在1963年新增了一份日文刊物,即《北京周报》。

  由于新中国相关图书在日本的销售势头良好,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吴普文、吴荣庄等人共同成立了中日出版社,除销售中国书刊外,也承担一些翻译出版工作,并组建了中日出版社印刷厂。中日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既有中文也有日文,其中中文书多达上千种,日文书的销售额则远超中文书。在该社45种毛泽东著作的销售记录中,《毛泽东语录》共进货三次,每次均很快售罄,共计售出2340册,销售量位列首位。《毛泽东选集》进货500册,售出254册。而且无论《毛泽东选集》的平装本、普及本,还是合订本、精装本,该社均有销售。该社还销售其他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籍,如《毛主席论文艺》(进货25本,售罄)、《朝着毛主席思想的大道前进》(进货2000本,售出195本)。远东书店的负责人之一安井正幸回忆道:

  1952年,我们的书店最初开业时,渴望从国际书店发来书籍,我每天都眺望着东北亚的上空。如此盼望的中国邮袋,咚的一声卸在地上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当时的《人民画报》(中文版)还是以日文摘要作为附录的时代,也正是这个时期(1953年),《人民中国》创刊了,现在看来字体、印刷质量并不怎么好,但使用的纸张却是当时较好的。中国的图书给予了处在美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下,谋求进步的日本人民以无比的鼓励和勇气……(59)

  这段回忆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中激荡着的思潮。这也正是包括毛泽东著作日文版在内的新中国书刊得以在日本热销的时代背景。

  三、中国独立推进翻译出版阶段(1967—1979)

  在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日本则历经了日共分化、日本亲华书刊发行网重建等重要历史事件。

  (一)日文版毛泽东著作概况

  20世纪60年代,中日两党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发生分歧。1966年2月至4月,以总书记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访问中国。3月上旬,在两党代表团有关联合公报的会谈中,日共希望不要直接批判苏联。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后,表示可以同意其要求。但在3月27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联合公报草案,点名批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28日、29日,他在上海两次会见日共代表团,坚持既反美又反苏。双方最终没有达成一致,联合公报未能发表。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得两党关系迅速恶化。1967年8月,日共召回驻中国代表砂间一良和日共机关报《赤旗报》记者绀野纯一,彻底断绝了与中共的联系。(60)直到1997年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戴秉国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才明确把中日两党关系正常化作为第二年的工作任务之一。

  受两党关系破裂影响,1966年,依托日共形成的中国书刊发行网络普遍失效。如日共主办的科学书店、采华书林迫于压力,与中国国际书店中断业务往来;大安书店也发生分裂,最后宣布破产。此外,日中友好协会也分裂为两派,一派站在日共一边,一派继续坚持日中友好。这些情况直接影响到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主要是日方不再派翻译专家与中国方面共同工作。不过,早在1950年,中共中央就组建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后,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出版英文、俄文、日文、法文、西班牙文版,于是从各方面网罗外语人才,于1962年正式成立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归属中央编译局),1964年正式出版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在前期积累的翻译人才和销售渠道基础上,从1967年开始,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进入大体上由中国独立推进的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既有毛泽东著作的单篇翻译出版,也有《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的重新修订和第5卷的新译。其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120种日文版毛泽东著作(含再版),日本各出版机构出版了53种。该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活动被纳入中国外交和外宣的大格局之中,因此行政化和组织化的特征十分明显(61);而日本方面则开始转向学术化、研究型的翻译出版模式。

  (二)中国方面的翻译者和出版发行机构

  中国方面的翻译者是通过组织化手段在全国遴选出来的;出版统一由外文出版社负责;发行工作则由中国国际书店承担,通过在日本重建的发行网来进行。前述行政化、组织化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根据时事政治需要来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比如篇目选择上,除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外,还增加了一些时政性讲话、谈话,例如,翻译出版《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就有配合中国国际战略、外交政策和对外宣传需要的意图。当然,这并不是本时期独有的特点。中日两党合作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时,也有类似情况。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单篇毛泽东著作,大部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理论价值较高。如《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在1967年翻译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共产党人〉发刊词》《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联合政府》《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在1968年翻译出版;《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在1969年翻译出版;《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在1970年翻译出版。

  至于最具权威性的《毛泽东选集》,1966年底至1967年初,中方修订了第1卷至第4卷的日文版。1975年开始组织翻译第5卷。1977年,日文版译稿确定,外文出版社随即以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对日发行。此外,1979年《毛泽东诗词》日文译稿完工后,外文出版社又发行了精装本和平装本,印数共计12548册。1979年之后,由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所以政府组织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活动戛然而止,再没有新的译著出现。

  其二,翻译成为一种政治、组织行为。在翻译人员的遴选和组织方面,中方一直将毛泽东著作的日文翻译当作一种有组织的政治行为,而日本方面则将其作为学术研究或者谋求市场回报的经济行为。因此,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不论是单行本还是选集版,均没有署名译者。这也给今天的翻译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相关亲历者回忆,修订《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日文版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但翻译组的组织结构依旧比较健全,照例成立了核稿组、改稿组和以张香山为首的定稿委员会。等到翻译《毛泽东选集》第5卷日文版时,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与前几次由外文局主持不同,中央编译局参与并主持了整个工作。翻译组由一个五人小组具体领导,下设两个小组,即初译、核稿组和改稿组,以及一个定稿委员会。

  综合相关史料可知,在这一时期参与《毛泽东选集》修订或翻译的人员中,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日籍专家包括川越敏孝、横川次郎(62)、冈部庆治(63);中方通过行政手段组织的翻译人员有张香山、康大川、赵安博、郭承敏、陈荣芳、段元培、王效贤、曾丽卿、李顺然、凌星光等。

  上述译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母语为日语并在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精通汉语的日本人,他们还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二是母语为汉语的中国人。他们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几乎长期在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此外,这一时期的翻译流程包括中文整理、中外对译、外文审校等诸多需要集体完成的环节,有效解决了文化差异问题。翻译人员的高素质加上集体翻译的工作模式,保证了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质量。笔者认为,包含日文版在内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的翻译质量,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翻译史上,似无出其右者。

  (三)日本方面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这一时期,虽然失去了日共的支持,但由中国支持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品种却越来越多,由日本学者自发整理的毛泽东中文著作《毛泽东集》出版,翻译出版的学术化特征开始出现。此外,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这一时期日本集中翻译出版了多个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具体情况如下。

  1967年,中国方面支持的东方书店以毛泽东专题论述的形式翻译出版5种(64),大安书店和宫川书店各出版1种(65),合计7种。

  1968年6种(66),1969年2种(67),新增大塚有章(68)、松村一人等译者,新增出版机构芳贺书店。

  1970年4种,其中竹内实主编、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十卷本《毛泽东集》正式出版了3种(69)。虽然《毛泽东集》收录的是中文原文,不涉及文本翻译,但它是由曾经翻译出版过许多毛泽东著作的学者组织选编的,延续了日本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特点,并对一些内容作了日文注解,所以本文特别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另外一种是新岛淳良编、三一书房的《毛泽东最高指示》(70)。

  1971年10种,除北望社出版《毛泽东集》6种(71)外,还有2个版本的《毛泽东语录》(72)和2个毛泽东著作的编译本(73),新增译者杉本达夫(74)、西野广祥等,新增出版机构刀江书院。

  1972年3种,十卷本《毛泽东集》出版了余下的1种(75);另外两种(76)均为已有译本的新译本,新增译者有中岛岭雄(77),新增出版机构讲谈社。

  1973年2种(78),新增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会等翻译机构。

  1974年4种(79),新增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矢吹晋(80)等译者。

  1975年4种(81),新增太田胜洪(82)、藤本幸三等译者,新增出版机构太平出版社。

  1977年由于中国出版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三一书房开始出版该书的解题注释译本3卷,本年出版了第1分册(83),另外1种是已有毛泽东著作译本的新译(84),新增译者坂元弘子,新增出版机构长崎出版社。

  1978年3种,三一书房出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解题注释本第2、3分册(85),另外1种是讲谈社出版、竹内实与和田武司编译的毛泽东早期著作(86)。

  日本方面的翻译与出版逐渐走向学术化、专业化发展路径。

  (四)日本发行网的重组与发展

  在发行方面,如前所述,受中日两党关系破裂影响,日共主导的发行渠道基本拒绝发行中国国际书店发来的各类书刊。不过,中国书刊在日本的发行网并非只有日共下属机构。早在1963年中国外文局局长罗俊率团访日时,中方就物色并支持爱国华侨陈文贵等一批进步人士成立了中华书店和中日出版社。它们不仅在东京印刷发行日文版“九评”等中苏论战文稿,而且逐步担负起中国日文版书刊的发行任务。

  1967年,日共所属的出版发行机构也开始分裂,远东书店负责人安井正幸等脱离日共,在东京重新组建发行中国出版物的机构——东方书店;同年,日共党员上田坚二等在福冈市成立日中书籍中心,1970年改名为中国书店;1968年,日共左派在东京创办亚东社,并于1971年成立亚东书店,负责人为三好敏;1969年,大安株式会社小林实弥、土江澄男、关敏昌等在东京、京都等地分别开办燎原书店、朋友书店和满江红书店。随后两年里,重新组建的中国书刊发行网进一步扩展到十多家书店,具体包括:东方书店的京都、大阪两个分店;亚东书店的熊本、札幌、福岛三个分店;燎原书店的名古屋、大阪两个分店;中华书店的大阪、神户、札幌、长崎、鹿儿岛、横滨、名古屋7个分店。此时,中国书刊在日本的发行网相比50年代不是削弱了,而是进一步增强了、扩大了。(87)

  其中,中华书店成立于1963年,是一家在中国国际书店支持下专门经营中国书刊的出版机构,也是中国书籍恳谈会的8个机构会员之一。根据其1967年7月24日给中国国际书店的汇报材料,《毛主席语录》日文版当年在日本发行后,中华书店很快售出9万册,库存仅剩1万册,而该店设定的目标是年内发行超过10万册。

  东方书店则是经营中国书刊的主力,创立之初即涉足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1966年11月21日,东方书店成立时,资金仅有2.3亿日元,债务却高达1.98亿日元。此时,中国国际书店施以援手,贷款给东方书店800万日元,支持其建立门市、宣传推广、维持经营,并将“日文三刊”(《中国画报》《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的总代理交给东方书店。截至1967年12月22日,东方书店“日文三刊”的订户达到1.6万个。再加上内山书店、大安书店的订户,共有2.6万个。尽管如此,东方书店依然面临巨大经营压力。在其发给国际书店的经营报告中,仍然有900万日元负债。

  正是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为东方书店的经营带来了一些转机。1967年,东方书店出版《毛泽东论文选》《老三篇(附解说)》《论党的建设》,而且计划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毛泽东语录》,其中后者第一次开机就打算印1万册。1968年,东方书店正式发行《毛泽东语录》;同年及次年,还分别出版《毛泽东军事论文六篇》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附其他五篇)》。中国国际书店曾经特意下调外文出版社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定价,使其与东方书店保持一致。在中方支持下,东方书店于1970年迁至日本图书业的中心——东京神保街,此后业务逐渐发展扩大,1971年在大阪设立分社,1980年在东京板桥区设立业务中心。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东方书店凭借“中国图书情报信息基地”的定位,成功地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出版界站住了脚,自此之后,逐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日本图书市场上,毛泽东著作一直是一个热度较高的品种,《毛主席语录》的发行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策划并翻译了两个版本《毛主席语录》的竹内实,曾撰文介绍过一些情况。

  我记得(角川书店)刚开始委托我发行的版本,并没有如此多的册数,但是伴随林彪倒台的传闻,中美关系靠近,中日外交正常化等大事件相继发生,角川文库集全社之力,将当年发行的四版再加上1976年9月的第8版,累计发行121000册。但是,1973年10月的第7版之后,有一段三年的空白期。第8版的刊行不用说也能知道是因为毛泽东去世的缘故,出版社特意加了印有“巨人逝世,致哀”的腰封……日本的读者在阅读《毛泽东语录》时,不仅仅是在看罗列的活字,而是被在海的对岸的中国发生的事情所牵动心弦……书籍和现实的关系非常紧密,这种关系反过来也影响了书籍的命运。(88)

  除了引文中所述1971年角川书店版《毛主席语录》的销量(截至1976年9月累计销售12.1万册)之外,竹内实还给出了其参与策划的1966年河出书房版《毛主席语录》的销量数据——再版7次、累计销售5.8万册。如果加上前述中华书店1967年销售10万册的数据,仅3个版本《毛主席语录》的销量就已经达到27.9万册。而实际上,据笔者查询、统计,日文版《毛主席语录》大约有9个版本,再加上外文出版社2种开本接近80万册的印刷数量,该书在日本的销售量至少超过了100万册。

  除了《毛主席语录》,这一时期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毛泽东单篇著作、选集、文选、专题汇编等共有120种,印刷、发行数量总计达到568万册。其中仅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的印发数量就有46万多册。如此多的中、日文出版物,正是通过前述网络发行的。

  四、以专业学术研究为主的阶段(1979年至今)

  在这一时期,中国没有产生新的毛泽东著作译本,日本则进入由学者主导,以文献整理、学术研究为主的新阶段,已有译著的新编、新译特征突出。大致情况如下。

  1980年1种(89)。1983年中村公省(90)独立组建苍苍社,在1972年北望社版本的基础上修订再版了十卷本《毛泽东集》,并组织竹内实、藤本幸三、市川宏等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成员选编九卷本《毛泽东集补卷》和《别卷:毛泽东著作年表》,至1986年出齐。1995年1种(91)。2000年1种(92)。2001年1种(93),译者为藤田敬一(94)、吉田富夫(95),出版机构为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1种(96)。2005年1种(97)。2009年1种(98),收入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2010年至2011年1种(99),收入毛泽东早期撰写的文章,编译者为野村浩一(100)、近藤邦康(101)、並木赖寿、坂元弘子(102)、砂山幸雄(103)、村田雄二郎等知名学者。2014年1种(104),为已有译本的重新编译,编译者为小野信尔(105)、藤田敬一、吉田富夫等。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集》(106)的再版。有学者指出,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文献收录较为全面,重视不同版本的搜集、考证、选择、比较,版本学价值较大。《毛泽东集》收录的是编者认为可靠的版本,一般都是最早的版本。通过与中文版《毛泽东选集》进行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著作的版本沿革,以及由此造成的内容变化。(107)

  《毛泽东集》的出版是日本学术界对于毛泽东研究的一大贡献,极大地提高了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声望。同时,它也是日本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特征转变的一种标志——以学术研究为主的翻译出版特征逐渐明晰起来。比如日本有关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研究成果,就是在此之后逐渐形成规模的,并出现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如汪白、池上贞一带有研究性质的译本《〈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传统哲学》(1997年)(108)、朱建荣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与矛盾——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2005年)(109)、土田秀明的《关于毛泽东〈矛盾论〉构想的考察——以毛泽东抗日战争观为中心》(2009年)(110)、沟本章治的《从朱子哲学看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2012年)(111)、小竹一彰的《关于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的初期版本》(2013年)(112)、田上孝一的《毛泽东的矛盾论》(2014年)(113)等。

  尽管日本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总体上局限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下(114),一些研究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其搜集、整理文献的精细功夫是值得称道的。

  五、结语

  上文初步梳理了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翻译、出版和发行的历史,从中可以发现,毛泽东著作一度在日本获得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与接受。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历史因素。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日本很早就形成了专门经营中华典籍的图书出版发行体系。唐宋时代,中国到日本的商船开始夹带书刊,发展图书贸易。在明治维新后建立的现代日本出版体系中,依然存在大量专营中华典籍的书店和出版社。以东方书店、朋友书店、燎原书店等为代表,从日共体系中派生出来的专营中国书刊的发行网,就是这个历史传统在20世纪的再现。它们都曾以经营中国历史典籍为生,这使其能够在维持运营的同时,有能力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

  二是文化因素。毛泽东著作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吸引了一大批长期研究中国哲学、历史、文学的日本学者。笔者发现,自1929年至今,在毛泽东著作的日文翻译者中,除个别政治家外,多是熟悉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如和田武司是研究陶渊明的文学家,新岛淳良是长期在早稻田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竹内实更是一位熟悉中华文化的中国研究专家,他曾写道:“毛泽东写的文章极具风骨,无论将来世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如何转变,能翻译出版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都是很愉快和光荣的事情。”(115)或许只有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学者,才能作出这个“极具风骨”的判断。三是时代因素。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运动,与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其矛头都是反对资本集团的统治与剥削。因此,具有鲜明革命思想特征的毛泽东著作,不论在欧洲的法国,还是在非洲大陆,都吸引了大批读者,日本同样如此。由于东京大学等高校连续举办各类毛泽东思想讲座,加上毛泽东中国政治领袖地位的影响,其著作自然广受日本社会关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日本学界围绕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学术争论,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116)。此外,中苏对立等各种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都对日本社会形成冲击。这些同样构成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的持续推力。

 

  注 释: 

  ①参见程慎元:《毛泽东著作在日本大量出版——日本译毛泽东著作百种述要》,《党史纵横》1993年第12期;刘跃进:《毛泽东著作集日本版述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391-426页;周一平:《〈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日本版篇目校勘与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周一平:《日本版〈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文稿的日期校勘、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14年第7期;周一平:《日本版〈毛泽东著作年表〉校勘、研究》,《毛泽东论坛》2017年第11期。

  ②参见尚庆飞:《文献学视域中的毛泽东研究——从日本版〈毛泽东集〉的编辑原则谈起》,《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③参见诸葛蔚东:《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出版传播与影响》,《出版参考》2016年第9期。

  ④参见[日]村田忠禧:《编译毛泽东著作的回顾和感想片断》,《党的文献》2005年第6期;村田忠禧「数字から見た『毛沢東集补卷』の特徴」、『シンバオジウム——歴史の中の毛沢東,その遺産と再生』蒼蒼社、1986年。

  ⑤参见今堀誠二『中国革命と「毛沢東選集」』、『現代と思想』、1979年3月号;村上衛、森川裕貫、石川禎浩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編『中国近代の巨人とその著作:曾国藩、蔣介石、毛沢東』研文出版、2019年。

  ⑥CINII数据库是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简称NII)运营的日本最大的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其内容包含三个部分:一是日本各学术机构和团体的期刊论文、大学学报论文,以及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文期刊索引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二是日本各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信息;三是日本各大学及学位授予机构授予博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

  ⑦毛沢東著「湖南農民運動情況報告」,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査課編『支那國民革命に於ける農民運動』南満洲鉄道、1929年;毛澤東著『ソ聯紙情報;第7号:現段階ニ於ケ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ノ任務:毛澤東ノ報告演設(演説)』、1937年;毛澤東、王明著『自由獨立ノ支那建設ヲ目指シテ』滿鐵調查部、1938年;毛澤東著『持久戰論』中支經濟研究所、1938年;毛澤東著『新民主主義論』東亞硏究所、1941年;『毛沢東抗戦言論選集』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1944年;毛沢東『現段階に於ける中國文藝の方向』民主新闻社、1945年。

  ⑧参见彭程:《日本馆藏档案中毛泽东的形象(1928-1945)》,《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

  ⑨佐佐木到一,1886年生于日本爱知县松山市。191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8年到中国青岛守备军司令部任职,后任广东、北京等地武官,号称“中国通”,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

  ⑩参见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卷二,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56-57页。

  (11)八木宽,20岁来到中国东北,在“满洲影画协会”撰写剧本。日本投降后进入中共领导的东北电影公司。1948年加入东北人民广播电台日语广播组。1949年10月到北京参与新华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筹办工作。

  (12)菅沼不二男,193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进入日本同盟通讯社。1937年7月被派遣到长春分社,后到北平、上海等地分社工作。1944年被征入伍。日本投降后回到同盟社工作。1946年在长春成立日本人民主联盟,出版发行针对日本侨民的日文报纸《民主日本》,后加入东北人民军,继而调入外文出版社,任日文编审。1960年参加《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日文翻译、定稿工作。1961年返回日本。

  (13)池田亮一(1906-1963),生于日本冈山。193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任冈山女子职业学校教员。后加入日共,任中央委员和机关报《赤旗报》总编辑。1932年被捕入狱,出狱后被驱逐出境,在“满洲映画协会”任职。1945年进入东北电影公司。1953年加入外文出版社,参与创办《人民中国》杂志,任外文出版社日文编审、定稿专家长达10年。1960年至1962年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4卷的日文改译工作。

  (14)参见《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卷二,第61页。

  (15)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56-557页。

  (16)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提到的《毛泽东选集》及其卷册数均指中文版。

  (17)毛沢東著、日本民主化協会訳『新民主主義論』船形書院、1946年;毛沢東著『持久戰論』人民社、1946年;毛沢東『現段階に於ける中國文藝の方向』十月書房、1946年;毛沢東著、尾崎庄太郎訳『持久戦論』人民社、1946年。

  (18)日森虎雄,曾以商人、记者身份在上海等地收集情报。1931年出版《中国共产党最新内幕》。1934年翻译出版陈赓雅《西北视察记》。

  (19)尾崎庄太郎,1906年生于日本德岛。1926年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36年参加中国问题研究会。毕业后回日本。1932年被捕。1935年获释后再次来到上海,进入满铁,其间参与中共情报工作。1942年再次被捕。出狱后加入日共。1951年参加日共毛泽东著作翻译委员会。

  (20)華学芸懇話会訳編『毛沢東選集上巻』日本評論社、1947年。

  (21)『毛沢東主要言論集』外務省調査局第五課、1948年。

  (22)『毛沢東選集第3(論聯合政府)』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毛沢東著『連合政府論』中国研究所、1949年。

  (23)毛沢東著『農民運動と農村調査』中國研究所、1950年;毛沢東等著、新日本文学会訳『現段階における中国文芸の方向』十月書房、1950年。

  (24)現代中国研究会訳『毛沢東論文集』第三書房、1951年;毛沢東著、尾崎庄太郎訳編『実践論とその学習』中国資料社、1951年;毛沢東著、内山信三編『わが消滅戦:戦争における中共の戦略及び戦術』世紀書房、1951年;毛沢東著、社会科学研究会編訳『実践論』三一書房、1951年;新民主出版社編、小林信訳『整風文献:中共の人間革命』五月書房、1951年。

  (25)毛沢東選集刊行会編訳『毛沢東選集第1巻』『毛沢東選集第2巻(第二次国内革命戦争の時期)』『毛沢東選集第3巻(抗日戦争の時期上[第1])』『毛沢東選集第4巻(抗日戦争の時期上[第2])』『毛沢東選集[別巻](学習参考資料)』三一書房、1952年;毛沢東著、尾崎庄太郎訳『実践論·矛盾論』国民文庫社、1952年;毛沢東著、内山信三訳『戦争論』彰考書院、1952年;毛沢東著、鹿地亘訳『一九四二年延安における毛沢東の文芸講話』ハト書房、1952年。

  (26)该六卷本《毛泽东选集》正文为6卷,另附《毛泽东选集:学习参考资料》。

  (27)鹿地亘,本名濑口贡,1903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1928年加入“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后改组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反战运动被迫流亡上海。曾主持翻译《鲁迅全集》。

  (28)毛沢東著、毛沢東選集刊行会訳『民族解放戦争と統一戦線第1、2冊』国民文庫社、1953年;毛沢東著、浅川謙次訳『農村調査と農民運動』国民文庫社、1953年;新民主出版社編、毛沢東選集刊行会訳『整風文献』国民文庫社、1953年;毛沢東選集刊行会編訳『毛沢東選集第5巻(抗日戦争の時期中)』『毛沢東選集第6巻(抗日戦の時期下)』『毛沢東選集[別巻第2](学習参考資料第2)』三一書房、1953年。

  (29)毛沢東著、毛沢東選集刊行会編訳『実践論·矛盾論』青木書店、1954年;毛沢東著、毛沢東選集刊行会訳『文芸講話』国民文庫社、1954年;毛沢東選集刊行会編訳『毛沢東選集別巻第3』三一書房、1954年;毛沢東著、毛沢東選集刊行会訳『新民主主義論·中国革命と中国共産党:他一篇』国民文庫社、1954年。

  (30)毛沢東著、毛沢東選集刊行会編訳『毛沢東選集第1巻(第一次国内革命戦争の時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戦争の時期)改訳版』三一書房、1955年;毛沢東著、尾崎庄太郎訳『実践論·矛盾論新訳』国民文庫社、1955年;毛沢東著、毛沢東選集刊行会編訳『学習の改革:その他整風文献の重要論文』青木書店、1955年。

  (31)毛沢東選集刊行会訳編『毛沢東選集第2巻(第二次国内革命戦争の時期)改訳版』『毛沢東選集第3巻(抗日戦争の時期上第1)改訳版』『毛沢東選集第4巻(抗日戦争の時期上第2)改訳版』『毛沢東選集第5巻(抗日戦争の時期上第3)改訳版』『毛沢東選集第6巻(抗日戦争の時期下第1)改訳版』『毛沢東選集第7巻(抗日戦争の時期下第2)改訳版』三一書房、1956年。

  (32)毛沢東著、安藤彦太郎訳註『新民主主義論』大学書林、1956年;毛沢東著、芝池靖夫訳註『矛盾論』江南書院、1956年;毛沢東著、竹内好訳『文芸講話』岩波書店、1956年;毛沢東著、尾崎庄太郎訳『文芸講話』青木書店、1956年。

  (33)安藤彦太郎(1917-2009),生于日本横滨。194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历任早稻田高等学校讲师,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讲师、副教授、教授。曾翻译出版许广平《遇难前后》、孙中山《三民主义》等。

  (34)芝池靖夫,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曾在满铁调查部上海站工作。1945年返回日本,创办中国历史研究会,后在大阪外国语大学任教。曾翻译出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

  (35)竹内好(1908-1977),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后作为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著述活动。著有《竹内好全集》《鲁迅》《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现代中国论》《中国革命的思想》《新编鲁迅杂记》等。

  (36)毛沢東選集刊行会編訳『毛沢東選集第1巻(第一次国内革命戦争の時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戦争の時期)』『毛沢東選集第2巻』『毛沢東選集第3巻(抗日戦争の時期つづき)』『毛沢東選集第4巻(抗日戦争の時期つづき)』三一書房、1957年。

  (37)毛沢東著,松村一人、竹内実訳『実践論·矛盾論』岩波書店、1957年;毛沢東著、岩崎書店編集部訳編『新矛盾論:人民内部の矛盾を正しく処理する問題について』岩崎書店、1957年;毛沢東著、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宣伝教育部訳『人民内部の矛盾を正しく処理する問題について』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1957年。

  (38)松村一人(1905-1977),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哲学家。曾翻译出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对于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翻译和研究成果颇丰。

  (39)毛沢東著、世界政治資料編集部訳編『東の風と西の風』新日本出版社、1958年;毛沢東著、中国問題研究会訳、三浦つとむ編『毛沢東基礎理論の解明』青春出版社、1958年;毛沢東著、うさみ·なおき訳注『実践論』大学書林、1958年。

  (40)毛沢東著,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編,新島淳良、光岡玄共訳『教育の仕事』新興出版社、1959年;尾崎庄太郎、浅川謙次編訳『毛沢東戦後著作集』三一書房、1959年。

  (41)浅川謙次,1964年受日共中央派遣来华,参加《毛泽东选集》日文版的改译工作。曾翻译出版《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农民调查与农民运动》《毛泽东诗词21首》等。

  (42)毛沢東選集刊行会訳編『毛沢東選集第5巻改訳2版』『毛沢東選集第6巻改訳2版』『毛沢東選集第7巻改訳2版』三一書房、1961年;毛沢東選集翻訳会訳編『毛沢東選集第8巻(第三次国内革命戦争の時期上)改訂2版』『毛沢東選集第9巻(第三次国内革命戦争の時期下)改訳2版』三一書房、1961年。

  (43)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毛沢東選集出版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毛沢東選集翻訳委員会訳『毛沢東選集第4上』『毛沢東選集第4下』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1962年。

  (44)毛沢東著、山村治郎訳·解説『毛沢東の「体育研究」』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1964年。

  (45)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毛沢東選集出版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毛沢東選集翻訳委員会訳『毛沢東選集第1巻』『毛沢東選集第1上』『毛沢東選集第1下』『毛沢東選集第2巻上』『毛沢東選集第2巻下』『毛沢東選集第3巻上』『毛沢東選集第3下』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1965年;毛沢東著、安藤彦太郎訳『実践論·矛盾論他二篇毛沢東哲学論文選』角川書店、1965年。

  (46)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毛沢東選集出版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毛沢東選集翻訳委員会訳『毛沢東選集第2巻』『毛沢東選集第3巻』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1966年。

  (47)和田武司、市川宏訳『毛沢東語録』河出書房新社、1966年;中国人民解放軍総政治部編、社会主義研究所毛沢東語録研究会訳『毛沢東語録』宮川書房、1966年;外文出版社編訳『毛主席語録』中日出版社、1966年;『毛沢東語録』中华书店、1966年;毛沢東著,杉本達夫、西野広祥編訳『毛沢東の考え方』徳間書店、1966年;毛沢東著,斉藤秋男、新島淳良、光岡玄編訳『毛沢東教育論続』青木書店、1966年。

  (48)和田武司,中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曾参与翻译出版《陶渊明全集》《毛泽东语录》。1970年至1973年全程参与《毛泽东集》第1卷至第10卷的编辑工作,并为出版该书而于1970年创办北望社。

  (49)齐藤秋男(1917-2000),日本专修大学名誉教授,1941年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专业,1946年至1950年在中国研究所工作,1950年起在东洋大学任教,1960年任日本专修大学教授,主攻中国思想史研究。

  (50)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参见何明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上),学习出版社,2013年。

  (51)安斋库治,日本福岛人。1921年在满铁见习学校读书。1928年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30年秋因参加反战运动被学校开除。1931年返回日本,加入中国研究会。1934年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后再次来到中国,继续参加反战组织。1942年6月因佐尔格事件再次入狱。1946年回国后加入日共。1949年任日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8年后当选日共中央委员。1960年任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新日本出版社经理等职。

  (52)刘跃进:《毛泽东著作集日本版述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53)王秀文主编:《中日语言翻译与跨文化交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380页。

  (54)王秀文主编:《中日语言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第382页。

  (55)川越敏孝(1921-2004),生于日本神户。194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进入大藏省预算局。1944年被征入伍。战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军区总卫生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1956年任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中国画报》《北京周报》编辑、翻译。1966年至1967年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的日文修订工作。1970年返回日本,任《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编辑。1975年再度来华,被聘为中央编译局专家,参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日文翻译、定稿工作。

  (56)千田九一(1912-1965),生于日本山口。1934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曾与竹内好、武田泰淳等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曾翻译出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7)何明星:《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58)竹内実「『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のシンボル」、朝日新聞社編『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下』朝日新聞社、1978年、9頁。

  (59)何明星:《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第50页。

  (60)参见王新生主编:《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政治卷(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61)参见尹承东:《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谈建国以来的中译外工作》,《中国翻译》2009年第5期。

  (62)横川次郎(1901-1989),生于日本福岛。192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进入宇都宫高等农业学校任教。1929年被日本当局以“赤化教授”之名解职。1936年来华。1946年在长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东北人民政府、四川省农业厅工作。1960年调入外文出版社,长期从事《人民中国》《人民画报》的日文编辑、翻译工作。1960年至1962年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的日文翻译、定稿工作。1975年参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日文翻译工作。

  (63)冈部庆治,1952年生于日本山形县。1943年至1945年在伪满通讯社任职,战后留在中国。1946年加入新华社。1951年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工作。1966年至1967年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的日文翻译、修订工作。1974年返回日本。

  (64)毛沢東著,中国解放軍総政治部編,浅川謙次、安藤彦太郎訳『文芸論』東方書店、1967年;毛沢東著、中共中央毛沢東選集出版委員会訳『毛沢東論文選』東方書店、1967年;毛沢東著、浅川謙次訳『党建設』東方書店、1967年;毛沢東著,浅川謙次、中共中央毛沢東選集出版委員会訳『哲学四篇』東方書店、1967年;毛沢東著,中共中央毛沢東選集出版委員会、浅川謙次、安藤彦太郎訳『老三篇·新五篇』東方書店、1967年。

  (65)毛沢東著、大安編訳『文化大革命の指導理念:毛沢東の七つの著作』大安、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軍総政治部編、社会主義研究所毛沢東語録研究会訳『毛沢東語録改訂版』宮川書房、1967年。

  (66)毛沢東著、浅川謙次訳『軍事六篇上』『軍事六篇下』東方書店、1968年;大塚有章著『毛沢東語録解説』青年出版社、1968年;毛沢東著『毛沢東語録テキスト版語彙索引』毛沢東著作言語研究会、1968年;毛沢東著作言語研究会編『毛沢東語録』大安、1968年;毛沢東著、外文出版社編訳『毛主席語録改訂版』東方書店、1968年。

  (67)毛沢東著、松村一人編『中国革命と中国共産党:他五篇』東方書店、1969年;毛沢東著、近代思想研究会編『毛沢東の言葉』芳賀書店、1969年。

  (68)大塚有章(1897-1976),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早年参加日共。1966年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1967年与井上清、藤本幸三等12人发起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院。

  (69)毛沢東著、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編『毛沢東集3(瑞金期1 1931年9月-1933年8月)』『毛沢東集5(延安期第1 1935年11月-1938年5月』『毛沢東集6(延安期第2 1938年5月-1939年8月)』北望社、1970年。

  (70)新島淳良編『毛沢東最高指示:プロレタリア文化大革命期の発言』三一書房、1970年。

  (71)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編集『毛沢東集2(井崗山期1927年5月-1931年8月)』『毛沢東集4(瑞金期2 1933年9月-1935年10月)』『毛沢東集7(延安期第3 1939年9月-1941年6月)』『毛沢東集8(延安期第4 1941年7月-1942年12月)』『毛沢東集9(延安期第5 1943年1月-1945年12月)』『毛沢東集10(解放戦争期1946年1月-1949年10月)』北望社、1971年。

  (72)和田武司、市川宏訳『毛沢東語録改訂版』河出書房新社、1971年;竹内実訳『毛沢東語録:付·奪権闘争を論ず』角川書店、1971年。

  (73)毛沢東著,杉本達夫、西野広祥編訳『毛沢東の考え方』徳間書店、1971年;刀江書院編集部編訳『毛沢東:その思想と政策』刀江書院、1971年。

  (74)杉本达夫,1959年大阪外国语大学汉语专业毕业,1971年起历任早稻田大学助教、副教授、教授,主要翻译和研究中国作家老舍等人的作品。

  (75)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編『毛沢東集1(初期1917年3月-1927年4月)』北望社、1972年。

  (76)毛沢東著、中嶋嶺雄訳『実践論·矛盾論:毛沢東重要論文選』講談社、1972年;毛沢東著、安藤彦太郎訳註『新民主主義論第9版』大学書林、1972年。

  (77)中岛岭雄(1936-2013),社会学博士,历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校长,国际教养大学校长等职,主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78)毛沢東著作言語研究会『毛沢東著作成語集釈·索引』、1973年;中島嶺雄訳『毛沢東語録』講談社、1973年。

  (79)矢吹晋訳『毛沢東政治経済学を語る:ソ連政治経済学読書ノート』現代評論社、1974年;『毛沢東思想万歳』現代評論社、1974年;毛沢東著、竹内実編訳『文化大革命を語る』現代評論社、1974年;東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訳『毛沢東思想万歳上』三一書房、1974年。

  (80)矢吹晋,1938年生,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东洋经济新报社》记者、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主攻现代中国经济、政治研究。

  (81)毛沢東著、太田勝洪編訳『外交路線を語る』現代評論社、1975年;毛沢東著、藤本幸三編訳『人間革命を語る』現代評論社、1975年;王力著、竹内実訳『毛沢東伝:付毛沢東教育語録』太平出版社、1975年;東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訳『毛沢東思想万歳下』三一書房、1975年。

  (82)太田胜洪(1935-2004),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研究所理事长,主攻中国政治、外交研究。

  (83)中国研究会訳『毛沢東選集:解題注釈第5巻第1分冊(社会主義革命と社会主義建設の時期1)』三一書房、1977年。

  (84)本書著作グループ編、坂元ひろ子訳『毛沢東『実践論』入門』長崎出版、1977年。

  (85)中国研究会訳『毛沢東選集:解題注釈第5巻第2分冊(社会主義革命と社会主義建設の時期1)』『毛沢東選集:解題注釈第5巻第3分冊(社会主義革命と社会主義建設の時期第3分冊)』三一書房、1978年。

  (86)竹内実、和田武司編『民衆の大連合:毛沢東初期著作集』講談社、1978年。

  (87)参见何明星:《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第47-68页。

  (88)竹内実「『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のシンボル」、6頁。

  (89)『毛沢東著作年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0年3月-1981年3月。

  (90)中村公省,曾任现代评论社编辑,长期致力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在其主持下,该社出版了六卷本《毛泽东最新谈话系列》。1974年辞去固定工作,专心主持毛泽东资料文献研究会工作,参与编辑《毛泽东集》,并创办苍苍社。

  (91)毛沢東著、竹内実訳『毛沢東語録』平凡社、1995年。

  (92)毛沢東著、竹内実編訳『中国はどこへ行くのか:毛沢東初期詞文集』岩波書店、2000年。

  (93)毛沢東著,藤田敬一、吉田富夫訳『遊撃戦論』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

  (94)藤田敬一,1939年生,岐阜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研究。

  (95)吉田富夫,1935年生于日本广岛。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日本佛教大学名誉教授、现代中国研究会代表。

  (96)毛沢東著,村井友秀、門間理良編著『毛沢東』芙蓉書房、2004年。

  (97)毛沢東著,浅川謙次、安藤彦太郎訳『毛沢東』河出書房新社、2005年。

  (98)宮崎市定『中国政治論集』中央公論新社、2009年。

  (99)野村浩一、近藤邦康、並木頼寿、坂元ひろ子、砂山幸雄、村田雄二郎編『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1-7巻』岩波書店、2010-2011年。

  (100)野村浩一,1930年生于京都。195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曾任立教大学、专修大学法学部教授,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

  (101)近藤邦康,1934年生于日本新潟市,长于爱知县。195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北海道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

  (102)坂元弘子,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从民族、阶层阶级与性别视角分析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

  (103)砂山幸雄,1954年生,曾任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负责人、爱知大学副校长,专攻中日关系史研究。

  (104)毛沢東著,小野信爾、藤田敬一、吉田富夫訳『抗日遊撃戦争論改版』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

  (105)小野信尔,1930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日本历史学家,日本花园大学名誉教授,主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06)一般意义上的《毛泽东集》,包括北望社出版的十卷本《毛泽东集》和苍苍社出版的九卷本《毛泽东集补卷》及《别卷:毛泽东著作年表》。

  (107)刘跃进:《毛泽东著作集日本版述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108)汪[ジュ]白、池上貞一訳『「実践論」、「矛盾論」と中国哲学の伝統』、『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1997年3月、183-204頁。

  (109)朱建栄『中国革命史の栄光と矛盾——毛沢東の「実践論」と「矛盾論」』、『文字』、2005年5月、1-30頁。

  (110)土田秀明『毛沢東「矛盾論」の構想に関する一考察——毛沢東の抗日戦争観を中心に』、『佛教大学大学院紀要』、2009年3月、77-93頁。

  (111)溝本章治『朱子哲学から見た毛沢東「実践論」「矛盾論」』、『哲学』、2012年、195-207頁。

  (112)参见小竹一彰:『毛沢東の人民内部矛盾論の初期版について』、『久留米大学法学』、2013年5月、186-242頁;『2つの人民内部矛盾論初期版の比較分析』、『久留米大学法学』、2013年12月、247-266頁。

  (113)田上孝一『毛沢東の矛盾論について』、『東京電機大学総合文化研究』、2014年12月、251-255頁。

  (114)参见郑萍:《日本的毛泽东研究状况述评(2009-2013)》,《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115)竹内実「『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のシンボル」、7頁。

  (116)参见[日]马场公彦著,苑崇利等译:《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9-288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毛泽东著作域外传播研究”(16AZD0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分别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简介

姓名:何明星 江蓝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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