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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及其影响
2020年10月31日 09:47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湘潭)2020年第2期 作者:张忠山 字号
2020年10月31日 09:47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湘潭)2020年第2期 作者:张忠山
关键词: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中央研究院

内容摘要:伴随中国革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推动革命和理论发展的思想路线。在延安时期多次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蕴。他在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会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重申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求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性,进而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路线。这次讲话为马列研究院及改名后的中央研究院确立了研究方向,推动其治学方针实现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

关键词: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中央研究院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伴随中国革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推动革命和理论发展的思想路线。在延安时期多次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蕴。他在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会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重申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求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性,进而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路线。这次讲话为马列研究院及改名后的中央研究院确立了研究方向,推动其治学方针实现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

  关 键 词: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中央研究院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DJ008)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2-0001-07

  作者简介:张忠山(1985- ),男,山东德州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研究(北京 100009)。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一思想路线的提出、确立与贯彻,伴随着党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毛泽东思想认知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对这一思想路线的形成、确立和贯彻进行了长期思考和探索,贯穿着他为革命和建设奋斗不息的一生。学界历来重视关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研究,从各个角度展开论述实事求是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阐述其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影响。

  1941年7月,毛泽东在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这是他一生唯一以实事求是为题的讲话,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披露全文。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的接连改组改名,实现了从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和教学为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理论问题为主的重大转变。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梳理《实事求是》讲话出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阐述其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方向产生的影响。目的在于通过文本考察,考订相关历史事件,以期丰富党的思想路线形成史的研究。

  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目前的考据来看,“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史家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①。此指刘德热衷于收集先秦旧书,并以此求其真,意在赞扬其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实事求是”一直用于指称“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并未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更没有赋予其对世界的实践把握的内涵。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正确的思想路线,历经曲折漫长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源自传统文化的概念,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同样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赋予这一典故以革命实践性质的内涵。

  历史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展民主革命,必然会遇到各种特殊情况,需要在纷繁复杂的实践中解决具有特殊性的各种问题。土地革命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一度盛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苏联革命经验教条化的思维定式,这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为了纠正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毛泽东主张“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而不应该奉行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路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该文阐述党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成为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1937年夏天,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课,整理出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8年秋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指出在民族抗战的各项革命工作中,“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③。《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为实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大会要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与团结成为全民族团结的模范,它的一切工作要实事求是地解答今天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一切主要问题”④。从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指南。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认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绝不是‘自以为是’与‘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所能解决问题的”,强调“只有千百万人民革命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表现在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⑤。该文对于实事求是的理解,开始与“理论与实践一致”联系起来,为后来将实事求是解释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典阐释奠定了基础。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深刻揭示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赋予这一古老成语以当今时代特色的内涵。他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党性是否纯洁的高度,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认为“对于在职干部教育与学校干部教育,应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由此出发去研究马列主义,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⑥。从这一认识出发,对延安干部教育领域尤其是马列学院教学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偏向提出严厉批评,主张必须对全党的学习进行根本改造。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中很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人们务必遵守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在革命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列举干部教育领域中教条主义的诸多表现,至少“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让十几岁的青年啃《资本论》和《反杜林论》,这两条是明确针对马列学院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偏向的⑦。鉴于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开始考虑端正党内的思想路线,从干部教育领域着手,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马列学院于1938年5月在延安创办,是全党“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⑧,中央将其定位为“最高学府”⑨。马列学院在教学中“存在着某些教条主义色彩”,部分学员“认为理论工作者可以不研究实际问题”⑩,这一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成为毛泽东对其提出严厉批评的“依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学理论的人不懂得法币和边币”,整风时期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将马列学院定性为“教条主义”,接连对其改组改名,由此可见中央端正思想路线的努力(11)。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延安干部教育领域,尤其是马列学院教学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提出严厉批评,重在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蕴含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寻找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的诉求。根据报告的指示精神,干部教育领域开始进行组织机构的改组,干部教育内容实现从注重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和传播到致力于中国革命实际的阐发的转变。进而因此引发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

  二、毛泽东在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

  1941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依据毛泽东上述报告精神,决定以马列学院为基础成立马列研究院。6、7月份,中央先后决定洛甫、范文澜任正副院长(12)。综合《毛泽东年谱》记载并考订相关文献可知:7月17日,马列学院正式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13)。

  由于马列研究院存在时间过于短暂,在亲历者回忆中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记忆,关于一些时间节点的说法存在时空错位的情况。如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误忆为在7月或9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目前较为详尽地介绍这次讲话内容的文本,主要有蔡天心著《延水扬波永奋旌——中央研究院成立日纪事》、蔡天心与林树青合著且经吴介民修订的《“实事求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吴介民著《纪念〈大众哲学〉再版,缅怀艾思奇同志》三篇文章。本文辨析各种回忆文本,订正舛误之处,在文献史料基础上最大限度还原毛泽东讲话内容。

  7月17日,为推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央召开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大会。院长洛甫宣布成立大会开始,首先请王明讲话。王明指出:苏联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瓦尔加为斯大林作总结报告提供数字,中央抽调你们成立研究院,是为了把你们培养成瓦尔加式的辅助中央工作的“红色专家”(14)。王首道回忆,王明在“马列学院开学纪念日”讲演中鼓吹教条式的学习,“还吹捧苏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15)。可见,二者同指王明在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会上的讲话。

  之后,毛泽东作题为《实事求是》的主旨讲话。

  首先,说明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的原因,是由于“现在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大正的地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你们研究院,一定要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方针,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研究作风,这样你们的研究工作才会取得成功”。毛泽东批评那些读几本马列主义书籍便自觉了不起的人,指出“他们只能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他们的思想方法是片面的,更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和指导中国革命,因而他们对于许多实际问题,对于边币和法币都说不清楚。这些同志大多数是些年轻的同志,大都是些聪明的人,只要他们把学风整顿好了,都是很有用处的”。毛泽东阐明关于理论和理论家的界定,认为“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又能指导中国革命前进的理论,才称得起理论,也只有这样做的人,才是真正的理论家”(16)。讲到这里,针对王明方才讲演中鼓吹教条式学习的观点予以批驳澄清,“转身问王明,中国需要多少这样的理论家,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王明没有回答。毛主席便说:需要一二百个这样的理论家和领袖,中国革命才会取得成功”(17)。党员干部“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背材料,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要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他还说:“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记,能把区、乡的工作做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18)毛泽东谈到历史上教条主义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危害,指出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在白区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全党的大敌,大敌当前有打倒的必要!犯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而又不知改悔的人,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比猪还蠢”。并且“风趣地解释说,猪走路碰到了南墙,还知回过头来,另找新的路子走,可是那些人碰得头破血流还不知回头,你说不比猪还笨吗?当然,有的人可能七碰八碰之后,回过头来了,但也有个别人,可能至死还不回头的!”(19)

  其次,着重阐述实事求是问题,要求深入社会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须下马看花。跑马看花是看不清楚的,只有下马看花才能看清。”举例指出,“你们骑马过河,会看到马走到河边时,总是先把前蹄伸到河水里,试一试河水的深浅,然后才往前迈步下水,这就是在做调查研究呀!马尚且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却从来不做调查研究。”(20)讽刺那种华而不实、夸夸其谈、不做调查研究就发号施令的钦差大臣的作风,讲述这类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并且以通俗的语言解释中国社会流传广泛的成语“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用主观的努力去研究。”(21)毛泽东指出,“走马看花,只看见红、黄、紫、白一大片,究竟哪是菊花、牡丹,还是芍药分不清楚,只有从马上下来,细细观察,才能辨别出来。因此,对中国实际现状,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苏联孟什维克德波林是唯心主义者,也是教条主义者。他从黑格尔来研究黑格尔,就是用黑格尔书中词句来说明辩证法,而不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来阐述。艾思奇同志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著作,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以通俗的语言来说明哲学原理。让哲学从书房走出来,把哲学变成研究实际的理论武器。艾思奇以自己的行动,反对德波林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22)为贯彻这一思想路线,提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要改变从书本到书本的方式,要求走出机关、教室、书斋,到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去(23)。

  最后,阐明讲话的主旨,对马列研究院提出希望和要求。毛泽东指出,中央集中干部办研究院,意在推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之风,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24)。讲话结尾,毛泽东“用十分郑重的语气说,中央要求新成立的研究院,一定要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具备的作风”(25)。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特色,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这一最大的“实事”,为寻求中国革命规律性“是”,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探“求”。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且将其上升到马列研究院(及其改名后的中央研究院)今后的工作作风的高度,指明研究院今后的工作方向。毛泽东对王明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批驳,向理论工作者提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任务,对此后中央研究院的治学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组时,原马列学院人员一分为三:少数人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大部分不适合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分配到各地工作;在理论上有培养前途的同志进入马列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26)。改组后,最主要的变化是把教育机构改组为研究机关,剥离其原有的教学职能,原马列学院各教研室转变研究方向,并成立了几个研究室,从致力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转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如原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室改组为中国经济研究室后,其任务从研究《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转向研究国内大后方的经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研究与批判各种错误经济思想(27)。同时,研究院在研究过程中培养人才,各研究室除特别研究员和研究员以外,还招收少数研究生。

  有研究指出,改组旨在“反对原来马列学院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但当时大多数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包括当时马列研究院的领导同志,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变化不大”(28)。可见,改组未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实事求是》讲话对中央研究院实际工作产生的影响

  为了整顿干部教育领域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毛泽东对干部教育的办学方针和学习方法采取多种措施予以改革。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29)。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延安干部学校的教育工作存在的不足再次提出批评,要求对干部教育进行重大改造,彻底纠正教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会议决定由张闻天领衔组建专门机构,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相应的文件。马列研究院改组后的实际表现未尽如人意,促使中央采取措施继续推动其改革,以更加鲜明地突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主旨。9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30)。

  为顺应中央改造党内思想路线的形势,中央研究院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和方法,基本遵循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实事求是》讲话的指示精神(31)。研究院通过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方针、编写推动思想路线改造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深入边区开展调查研究的实际行动,表明自我反思、勇于实践的勇气。

  (一)适时转变治学方针,从重视读“本本”到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研究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32)中央研究院成立伊始,依据上述指示精神制定概括为“大、变、化”三个字的治学方针,其含义如下:“大,志向要大,决心要大;变,是指学习方法要变;化,是联系实际,具体应用,即马列主义中国化。”(33)依据上述方针,设立政治、经济、文艺、文化思想、历史、教育、新闻、俄语、国际问题等九个研究室,除后二者外各研究室名称前分别冠以“中国”二字,以突出运用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办院宗旨。各研究室分别制定半年至三年的研究计划,确定研究任务与内容,研究人员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开展集体研究。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的业务规划都以研究中国实际为主,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进”,实现了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如中国政治研究室拟出一年半研究计划,规定以“从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之历史的和现状的研究,培养能掌握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论干部为目的”(34)。

  (二)坚持马列主义为现实服务,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为深入贯彻整风的部署,毛泽东在作上述报告几天后召集理论工作者开会,批评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当时存在于部分同志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讲话中“指出有些同志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这里有思想意识问题,也有思想方法问题”。为帮助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以整顿思想作风,毛泽东要求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都摘录出来,系统地编出一本《思想方法论》。会上把编书任务交给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而以前者为主。会后,艾思奇“立即对搜集、摘录和编纂这本书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并主持全书的编辑工作。大家把当时延安所能找到的马恩列斯著作全部收集起来,摘录其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历时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终于编辑成书(35)。该书经解放社出版后,在各根据地一再翻印再版,成为整风运动中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目,为全党的普遍整风和理论学习,进而改造思想意识、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该书依然是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指定书目,持续发挥教育影响作用。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从调查研究出发

  殷白回忆,院长张闻天“多次号召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治学方法,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学习理论,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求得真正的学问”(36)。为了在接触社会实际中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张闻天决定亲自组织调查团,赴基层作农村调查研究。临行之前,他去中央研究院讲话,郑重指出:毛泽东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向毛泽东学习。随即开始自我剖析,声称自己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只是“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37)。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团出发,至1943年3月3日提前结束调查返抵延安。在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中,亲自主持各种调查会,深入社会各阶层调研,广泛收集有关账簿和文字资料,并进行细致周密的分析和综合研究,写出多篇具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张闻天在回延安后向中央汇报,指出这次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收获:首先是认识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其次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实际。他以射箭为喻形容自己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在实践中加强锻炼,指出理论联系实际需要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38)。这篇工作汇报,表明张闻天已经高度认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此作为行动准则。在此前后,各研究室自觉贯彻中央加强调查研究的指示精神,通过组织小型调查团下乡调查或参加边区选举工作的形式,较为深入地了解建立民主政权的边区新农村。通过接触社会各阶层群众,了解到边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具有无限生机的、丰富多采的伟大革命实践”,在工作实际中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9)。

  四、结语

  1941年底,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的训词。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总结讲话,最后一节题为“实事求是问题”,指出“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号召全党“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40)。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正式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十六大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2年5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学习时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文,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领导工作全过程,自觉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可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已经成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形成的理论基础。

  收稿日期:2019-08-14

 

  注 释:

  ①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1-112页。

  ③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④《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解放》1938年第57期。

  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1940年第98、99期合刊。

  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3月27日。

  ⑦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3月27日,第1版(该文收录《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作了修改。参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⑧《李先念同志致延安马列学院建校50周年纪念集会的一封信》,载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⑨曾彦修:《延安马列学院概况》,载延安马列学院校友联络组编:《延安马列学院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⑩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11)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316页;《解放日报》报道,1941年7月28日,马列研究院研究员和培元溺水逝世。殷白日记记载,事发当日“行过开学典礼仅十一天”。根据对当时情形的分析,可知7月17日开学典礼上正式宣布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参见《青年哲学家和培元溺水逝世》,《解放日报》1941年7月29日;殷白:《回忆琐记》,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14)蔡天心:《延水扬波永奋旌——中央研究院成立日纪事》,《陕西日报》1981年12月13日。

  (15)《王首道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16)蔡天心,林树青:《“实事求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6页。

  (17)蔡天心,林树青:《“实事求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18)《王首道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19)蔡天心,林树青:《“实事求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20)蔡天心,林树青:《“实事求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

  (21)蔡天心:《延水扬波永奋旌——中央研究院成立日纪事》,《陕西日报》1981年12月13日。

  (22)吴介民:《纪念〈大众哲学〉再版,缅怀艾思奇同志》,《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

  (23)邢崇智,蒋顺学,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24)蔡天心:《延水扬波永奋旌——中央研究院成立日纪事》,《陕西日报》1981年12月13日。

  (25)蔡天心,林树青:《“实事求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26)曾彦修:《延安马列学院概况》,载延安马列学院校友联络组编:《延安马列学院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27)王惠德:《忆昔日》,载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28)宋金寿:《延安的最高学府——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中共党史资料》1996年第57辑。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363页。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325、326页。

  (31)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3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3月27日。

  (33)殷白:《回忆锁记》,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34)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原延安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的计划》,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2-73、265页。

  (35)温济泽:《忆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5页。

  (36)殷白:《回忆琐记》,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37)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3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39)马洪:《难忘的回忆》,殷白:《回忆琐记》,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131页。

  (40)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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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忠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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