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威不容侵犯，但并非凭空得来，只有将司法公开从形式公开上升到实质公开，规范和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才能增强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通过实现个案正义推动法治渐进前行。

　　法治的最大公约数如何才能达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宏观的制度建设当然必不可少。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预防和根除司法腐败是当务之急；从专家学者的角度来看，保证和完善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是治本之策。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司法改革也正从“外去地方化”“内去行政化”“法治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过，微观的个案处理是一切制度建设的落脚点和立足点。裁判文书是承载全部审判活动，体现审判结果的最终产品。对任何司法事件的讨论都不可能脱离裁判文书，否则只会陷入互贴标签的情绪化对抗。

　　直面法治之觞，我们不仅要坚决维护司法权威，而且要树立司法权威。就湖北十堰法官被刺事件而言，面对央视镜头，行凶者胡庆刚在回答作案动机时说：“因为我不服！你说我败诉，你要说出个原因来。”毫无疑问，胡庆刚的暴力行为必须受到惩处。但是，胡庆刚的回答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裁判文书是“动态的法”，是司法权威的源泉。笔者并非在此对十堰法院的一、二审裁判文书进行评析，而是希望借此透过裁判文书来反思我们的整个司法现状。

　　最高人民法院从2014年1月1日起推行裁判文书全面上网，裁判文书说理的整体水平逐步提高，出现了广东惠州“许霆案”一审判决书等说理较好的判决书。不过，裁判文书不说理、模糊说理、选择说理、随意说理等仍然较为普遍，“你说你的，我判我的”是缺乏针对性的司法专横，自然难以让人满意。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对“推进裁判文书说理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但是，“不说好，不好说，说不好”是制约法官裁判文书说理的顽疾。

　　“不说好”是制约说理的理念因素。长期以来，言多必失是许多法官在裁判文书说理时所一贯奉行的信条。在裁判文书说理的相关配套机制尚未完备的条件下，法官作出这种利己选择的确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相关的情势背景正在发生着变化。无论是“孟勤国骂教授事件”还是“宋城举报事件”，许多人在关注之初就先去查阅裁判文书，根据裁判文书了解个中缘由，并就是非曲直作出判断。相反，如果法官抱残守缺不说理，那么一旦自己所审理的案件成为公共事件，又如何能够自保呢？更遑论扬名立业了。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法官对所有裁判文书都要充分说理。在司法改革过程中，随着立案登记制、法官员额制的推行，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可以减少说理，深圳法院试行的格式化裁判文书就是积极探索。简化说理与加强说理应该成为裁判文书说理的两条并行线，关键是要明确繁与简的标准。如果当事人争议较大，那么就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简化说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