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监管一直是放松监管的“禁区”，这显然不是一个放松与否的简单价值判断，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科技创新与为防止风险而进行的社会性监管之间取得平衡，实现公共福利改进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双赢。

　　社会性监管简单讲就是为保障健康、安全和环境的监管，简称HSE监管。社会性监管与经济性监管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性监管往往包含着防止危害、保护安全、维护公益、保障公平、有助和谐等社会公益目标，更多着眼于社会效益，而经济性监管更多致力于经济价值、经济效益与物质目标。

　　社会性监管的本意是控制风险，防止危害。但实践中，我们看到其往往也会引起一些负面效应。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其中一个负效应就是预防式的社会性监管措施常会阻止甚至取代技术创新。如全球多国为防止伦理安全隐患对干细胞研究的限制，欧洲为保障食品安全对转基因作物的规制，强调环保以后美国对汽车尾气排放量的要求引起的汽车研发成本增加，以及我国为保障药品安全对药品注册上市及上市后监管不当引起的药品创新动力不足等；可见，科技创新的地域、速度和扩散往往受到相应监管措施的影响，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需要政府监管松绑。

　　以药品监管为例，近年来，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与国外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缺乏重磅专利药物，产品利润率低，尤其是原创性药物的研发非常薄弱。我国已批准上市的13类25种382个不同规格的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工程疫苗产品中，只有6类9种21个不同规格的产品属于原创，其余都是仿制。产业创新亟需政府监管松绑。但是，从产业安全来看，但整体药品安全状况仍令人堪忧。

　　一方面，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需要政府监管松绑，另一方面，出于卫生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考虑又亟需政府监管加强。这就引出了悖论背后的理论问题：尤其是现阶段的我国，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社会协同治理、政府简政放权的治理理念转型和国家创新战略的全面实施下，为了促进产业创新，是否应该放松政府出于安全、健康、环境保护等考虑的社会性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