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概从太史公开始，至少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儒家主张封建，秦汉以后有没有封建？儒家主张井田制，秦汉以后有没有井田制？都没有。萧公权就认为，儒家讲仁义道德，法家讲制度，秦汉以后整体上都是法家。所以我在《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一书的看法是“阳儒阴法”。伦理学是儒家，政治制度是法家。这是很奇妙的结合。“阳儒阴法”的制度，两千多年历朝轮替，但这个原则始终没有改变。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社会的有序性是最好的。美国的民主制度200年，中国的“阳儒阴法”却已2000多年。秦亡看似法家思想的缺点，但我认为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其实际行为超越了法家思想的界限。韩非子曾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因为下雨迟到就要杀人，这符合人情吗？这是违背人情的，不合人情的。秦始皇迷信法治，而法家是根据现实而制定法律的。不是法家有太多的问题，是秦始皇的政策问题。因此，历代学者对法家的看法，大部分我是无法接受的。首先，中国社会是“阳儒阴法”，并非大部分学者所主张的“独尊儒术”。其次，从胡适之到郭沫若，他们都认为韩非子主张性恶。然而在我看来，韩非子根本不认为有先验的人性论。性恶也好，性善也好，这些都是天生的、先验的人性论。韩非子所讨论的始终都是人情，而非人性。好利恶害是人情，不是人性。我无法接受性恶论、性善论的说法。另外，一些学者，包括陈启天在内，都认为法家是从管子开始的。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管子没有铸刑书。《汉书·艺文志》将李悝作为法家第一人，我也不能同意。

　　我认为无论从事迹还是思想来看，子产才是先秦法家的先驱、第一人。首先，如果没有公布法，就没有法家。其次，法家所主张的两点：人情好利、严刑峻法。这些都是子产的主张。所以我认为法家是从子产开始的。这次会议交给我们的题目是“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我想起子产给叔向的回答：“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救世，这就要求变法。所以，法家的思想，就是从“吾以救世”开始的。所以我也许会与传统学者唱反调，不但以子产为法家的第一人，而且认为子产开启了法家的政治和政策。请注意，我这里没有用“法家思想”，而是说法家之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研究政治思想都要研究其经济背景，而这正是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