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要“回到古典”亦即回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上去，而是要扬弃异化亦即扬弃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的异化，使国家复归社会。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去构想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相对应。黑格尔是国家主义者，主张国家本位；马克思是社会主义者，主张社会本位。但是，当马克思从黑格尔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转向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三元结构时，他也就从社会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这个共产主义与私产主义相对应，马克思认为私产主义的最后和最高形态是资本主义，他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接续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前者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环节，而后者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性环节。相比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马克思许多著作和手稿的标题，甚至《资本论》的副标题，都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的“批判”显然借鉴了康德的用法，亦即阐明研究主体、客体（对象）及其关系的认识论根据，确定每一研究适用的领域，划分每一领域合法的边界。

　　乍一看来，《资本论》以“资本”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题，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无多少政治哲学蕴含。马克思完成的著作大多是纯粹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倒是恩格斯还有几部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涉及政治哲学问题。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中的“道德和法”部分就研究了“平等”、“自由”两个政治哲学问题。

　　其实，这些政治哲学主题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致力于在具体社会历史形态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实现对每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具体历史阐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