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开创性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鲜明主题和最核心内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成果，真正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行。在此过程中，传播机制、传播策略、传播方式和传播话语固然极为重要，但作为传播源头的理论供给更须高度重视。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可以说，传播的效度离不开理论的厚度。理论是传播之源，从根本上界定了传播的成效。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新时代的今天，信息供给过剩的时代已经落幕，思想需求的时代已经开启，谁真正供给具有解释力的理论、真正回应不断涌现的时代难题，谁就能真正占据传播的制高点；思想领先的时代正在开启，谁能供给真正具有说服力、预见力的理论，谁就能真正占据传播的制高点；娱乐至死的时代必须落幕，思想引领的时代必须开启，谁能以理论供给为弘扬主旋律赋予足以突破泛娱乐化牢笼的引领力，谁就能真正占据传播的制高点。没有思想的引领，传播就容易堕于形式，只能靠眼球效应和娱乐效应维持短暂的“围观”；缺乏理论的供给，传播就容易流于说教，虽声势浩大却只能自娱自乐失去受众。民众淡漠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空洞无物的说教。只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围绕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四梁八柱”，更加强调理论供给的体系化和完备性，更加突出理论供给的实践导向和管用性，才能真正推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效传播。

　　要更加注重理论供给的体系化和完备性。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化。理论创新的及时性和完备性，就决定了理论供给的质量，并进而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效。如果理论供给不能紧跟时代步伐，就容易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空洞乏味；如果理论供给不能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乃至于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发展谱系，就容易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面临各种逻辑陷阱和矛盾。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成熟定型”的阶段，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是新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供给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蕴含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在以“试错”的改革锐意来推动社会实践的阶段，对于理论供给的中心要求是理论更新的及时性，那么在社会实践步入“成熟定型”阶段后对理论供给的中心要求则是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它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内涵、要素、目标、发展路径作出更加明确、更加系统、更加完备的理论阐述，在不断被时代发展所赋予的社会主义新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之间建立更加稳固、更加自洽的理论体系。理论供给的体系化任重道远，恰恰在十九大开局之年又格外重要。脉络的梳理、内涵的厘清、“新旧”的统一，这些都是推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效传播必须做好的长期性、基础性工作。

　　要更加注重理论供给的实践导向和管用性。进入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普及颠覆了传统传播模式的单向性和层级性，社会转型驱动的利益分化不断冲击传播的共识基础，现代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裹挟的物化力量不断滋生物质消费主义和泛娱乐化，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和挑战。这尤其体现在，传统政治议题逐渐式微，而各种夹杂利益、裹挟情绪的突发性舆情事件逐渐增多。这些事件表面上与宏大的意识形态命题关联不大，却由于离民众生活较近、备受民众关注而往往成为民众感知党和国家在中微观层面的立场、道义和价值指向的重要窗口，因而也是开展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加以重视的前沿阵地。舆情治理虽然难度空前，但对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却尤为重要，其中关键还是理论供给。这里所要供给的理论就不仅要求体系完备，更需要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也就是说，它能够有效介入具体的舆情事件，有效分析舆情各方的利益诉求，有效凝练争取最大共识的解读方案，有效对接中微观层面的治理改革和制度改进。一个舆情事件催生一套理论研究，一套理论研究推动一项治理改革，久久为之，就能为治理现代化留下一批过硬的制度，就能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留下一系列有生命力的中微观理论。

　　时代是思想之母，也是传播之源。在新时代这个大时代，只有在宏观层面推进理论供给的体系化，才能牢牢把握时代变革的新脉搏，坚守时代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初心”和底色；只有在中微观层面突出理论供给的实践导向，才能不断彰显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增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动性和底气，化被动为主动，避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追身防御、围追堵截、疲于应对，形成传播新格局。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马克思恩格斯美国民主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18EK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