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的地方学（或者说区域研究）蓬勃发展，很多地方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配备专、兼职研究人员，经常开展学术讨论与交流，产出了一批学术论著、论文。

　　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社会内部巨大的原生活力，实现了社会转型。地方学的兴起正是中国社会转型在学术领域的表现。

　　学界对社会转型有多种解释，各有侧重。

   第一，从社会变迁角度看，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促使中国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分化社会转变。这种转型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之一即是文化多元发展，百花齐放，地域性的文化差异在中华文化框架下得以凸显，使地方学的兴起具备了内在动力。另一重要表现是各类社会主体的文化自由度增大。如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发展适合地方实际、为地方社会所需的文化事业，在沿海开放地区，其经济、文化与社会管理领域中更是出现了大量“体制外”的力量，为地方学的兴起、发展、繁荣壮大提供所需人才、资金、资源。地方学研究能够让人轻易融入个人情感与学术追求，富有趣味性，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与参与。地方学的兴起又为中国的学术体系增添了新内涵，促使学术界更加关注地方性知识，这成为中国学术领域转型的表现之一。

　　第二，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地方学的兴起是史学“眼光向下”学术转向的表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史学界提倡“眼光向上”看历史，认为政治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强调研究与政治领袖、统治集团相关联的政治活动。“眼光向下”看历史的提出则是对“眼光向上”的“反动”，认为史学不能只关注重大人物与重大事件，还要调整立场，从民众角度和立场来审视国家制度、大事件、大人物，强调在民间看官方，在基层看高层，在边缘看中央。这种方法论在提出后得到一定发展，但很快中断。20世纪90年代，“眼光向下”重新得到重视。当时，一批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基于相近的学术旨趣，强调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于是有了所谓的“华南学派”。

　　与“华南学派”形成相伴的还有各个地方学的兴起。目前，各地方学的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多与之相类。如潮学与客家学都强调“在地方做研究”，而非单纯“研究地方”。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仅有方法论意义，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在具体的区域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生活在某一地域中的人群如何在国家制度与地方环境的交互影响下生存、发展。比如研究某个区域，他们注重分析代表国家力量的官府与地方士绅、民众、代表外国势力的教会以及宗族组织、民间宗教组织等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动关系，从而展现这一区域整体、全面的历史。

　　第三，从外部因素看，经济全球化让人们反过来更加注重地域性文化现象，促进了地方学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中国此时开启国门，融入了这一进程。人们很快发现，国与国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曾经非常遥远的“地球村”似乎已触手可及。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人们可以方便地购买来自大洋彼岸的商品，此外，通过互联网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

　　然而，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冲突，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要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当人们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他者”的文化后，更容易发现具有悠久传统的本土文化的可贵。因此，地方学兴起可视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学在此背景下实现了跨界发展。例如客家学、潮学研究兴起之初，学者们都强调以客家人、潮州人的活动为中心，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以跨国、跨区域的视野研究特定人群的海外拓展及其与本土社会的互动等。

　　由是观之，促使地方学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地审视地方学兴起这一人文现象，不单有助于理解其内涵，把握其方向，更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