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与政治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加速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现代世界体系便开始形成，并在百余年前发展成为全球性体系。这一体系内部始终存在着最为基本的两对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推动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冲击，加剧了世界经济动能转换以及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将发挥新的作用。

　　关键词：现代世界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再国家化；新旧动能转换

　　作者简介：叶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2020年在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均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早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现代世界体系在当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作出的精辟总结，也是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动能转换、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等的高度概括。疫情与现代世界体系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系紧密，本文将从探讨世界历史及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发展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系入手，系统分析疫情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以厘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疫情影响下的未来走向，并进一步讨论新形势下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以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所提出的新理念和所能发挥的新作用。

　　一、 世界历史、现代世界体系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马克思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由于马克思所言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指的是从15、16世纪开始从欧洲形成并随后扩张至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因此，这就意味着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出发，人类的历史是从前资本主义的区域性历史向进入资本主义之后的超越区域性的世界历史演化的过程。毫无疑问，迄今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所言的形成于五百余年之前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现代世界体系也就开始发生、发展起来。

　　（一）从西欧一隅到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人类历史从区域性走向世界性的过程中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主要构成部分的体系：其一是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其二是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家体系，也就是现代国际政治体系。 然而，不论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还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都是从西欧一隅形成，然后扩展成为全球性体系的。沃勒斯坦指出：“1450—1640年是个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在这段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西欧）创立起来了。” 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相对应的国际政治体系则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正式形成的，当时也仅局限于西欧。然而，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因此随着世界历史形成而产生的由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共同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最终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体系。

　　现代世界体系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全球性的体系。列宁指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当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之后，全球性的现代世界体系由此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全面地深入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从此开始掌控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政治体系，占据着全球性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

　　（二）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两对基本矛盾并推动体系的演变

　　现代世界体系从一开始就在其内部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两对基本矛盾。现代世界体系中这两对矛盾的运动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走向。这也就是说，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在现代世界体系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体系之后，这两对矛盾也就成为世界性的遍及现代世界体系内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最为基本的矛盾。

　　现代世界体系迄今已经历了五百余年发展演变，而且其成为全球性体系也已百余年。在其内部两对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都经历过各种变化，甚至经受过巨大冲击，如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但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特性却始终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今天的人类依然生活在全球性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之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欧美大国始终主导着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政治体系走向，而近百年来全球性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政治舞台中央也始终为欧美大国所把持。

　　（三）现代世界体系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疫情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影响下，过去百余年来由欧美大国把持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非西方国家的权力在进入新千年之后持续增强，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由此而自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首次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导致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 与此同时，世界市场经济领域的经济发展新旧动能也开始发生巨大转变，现代世界体系开始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年7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阐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强调：“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相关联的变革，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演变则是与国际政治体系紧密相关的变化。但是，这两方面的深刻变化却都不以改变现存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的性质为导向。因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两者的逻辑归宿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重塑。全球治理的内涵包括由国家、公司和市民行为体之间持续地和竞争性地互动所创立、维持和改造的一系列制度。 显然，不论是世界经济动能转换、还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演变、或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实际上都是现代世界体系之中的巨大变局。

　　正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是在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亦即在全球性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其中的两对基本矛盾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着根本性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全球暴发的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内部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疫情与现代世界体系内部两对固有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索疫情对发生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经济动能转换、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并厘清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未来趋向，从而更为清晰地认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将如何发挥新作用。

　　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与疫情对世界市场经济及其动能的影响

　　现代世界体系内部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发展演变具有巨大的影响；而2020年暴发的疫情则在加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固有矛盾的同时，通过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对固有矛盾。

　　（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张力依旧但可缓解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从劳动到土地乃至其他生产资料使用日益社会化的过程，同时，私人占有的资本却越来越高度集中和垄断化，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张力十足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这也就意味着，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也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即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市场经济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不断突破国家范围而形成全球范围的社会化，巨大的社会财富却集中到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私人手中。于是，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必将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至此，现代世界体系最终走向解体和终结，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由全球性共产主义公有制所取代将成为必然。

　　然而，从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演变历史看，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过程则是相对比较漫长的。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研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形成包括“引进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引进新技术、引用新的原料、实现企业本身的新组合”等所有因素在内的创新。 正是在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由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阶级对立、社会不公、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对抗等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现代世界体系也因此而能持续地维持。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实际上是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一种反应，并且对其具有相当大的缓解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在加剧上文分析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同时，却也对当前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疫情加剧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

　　首先，疫情导致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据世界银行2020年6月估算，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5.2%。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Catherine L. Mann）认为，疫情使得自1969年以来人类首次面对全球性的GDP负增长，就GDP而言，目前也许遭遇了7—8万亿美元的损失。 其次，疫情使得世界各国的失业率大大增加，进而影响消费。国际劳工组织（ILO）2020年6月发布的《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冠状病毒疫情和劳动就业（第五版）》指出：2020年上半年，全球减少的工作时间大幅高于先前的预测值，且2020年下半年全球劳动力市场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再次，疫情一方面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供给侧受到诸如封城等防疫措施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层面的需求侧也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许多国家面临多层次的危机，包括卫生冲击、国内经济动荡、外部需求急剧下降、资本流动逆转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致目前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在疫情暴发后，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 最后，疫情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不均。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提出，疫情大流行加剧全球财富不均，缺乏社会保障的穷国人民受到的打击最大，发达国家央行通过购买国债来刺激经济则对富人有利；疫情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巨大灾难，其长远发展可能受到重创，全球经济可能需时数年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疫情之所以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失业骤增、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贫富悬殊加大等危机，是因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如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所提出的，正是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即与劳动创造的财富相比，代际继承的财富具有绝对优势，资本集中将走向极端，造成社会不公。 另一方面，由疫情所引起的这一系列危机则又反过来激化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本矛盾，并由此而导致现代世界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如同马克思所言：“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相互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除非彻底地摧毁现代世界体系而建立超越该体系的全新的人类社会形态，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将始终对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负面影响，并且会由于诸如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而加剧。

　　（三）通过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疫情缓解了固有矛盾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对缓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疫情本身则对此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主要指由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互联网和物联网、云计算和云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的新产业与新业态、新模式与新经济、新技术与新动能等对旧经济形态和产业形态以及旧的技术和发展动能进行全面替代。更重要的是，由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与信息技术（IT）紧密相关的摩尔定理，即集成电路性能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的这一定理正在被超越。诸如复合半导体、量子技术、石墨烯等具有超高电子技术性能的新技术正进一步加速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经济管理方面，传统的管理思维习惯、管理方式和方法、管理操作流程等已经或正在被新的管理思维习惯、管理方式和方法、管理操作流程乃至整个新的经济运作模式所取代。全球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等在原创性技术、高科技产品、数字化商业应用技术、新型物流设施等推动下焕然一新。十分引人注意的是，2020年的全球疫情在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相当明显地从下述三个方面加速了世界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

　　第一，作为新旧经济动能转换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运作数字化转型在疫情中加速发展。疫情的全球扩散促使全球经济活动加快转向云协作，经济管理和运作更倾向于使用虚拟且灵活的团队和大数据。所有这一切在疫情之前就已被大多数企业列为待办事项，但是随着疫情的蔓延却变成了必办事项。

　　第二，全球企业在疫情暴发之后加速提高自动化水平。未来学家瑞文·杰苏萨森（Ravin Jesuthasan）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每当遇到经济衰退时，我们都会通过更高的自动化程度摆脱困境，而我们现在恰好处于所有衰退之源。” 世界各地企业的经营思维和战略方向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加速改变，在利用新兴技术提升工业自动化水平方面，全球各种不同企业的态度都变得更加积极。全球疫情大流行导致大量企业裁员，但这却对自动化的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因为企业会使用机器人替代已经被解雇的工人来解决疫情造成的成本问题。

　　第三，在疫情中“远程移民”（telemigration）这一新的第三产业工作业态迅速扩散与增长。鲍德温（Richard E. Baldwin）首先提出“远程移民”这一与新旧经济动能转换紧密相关的新术语：当代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使得甲国居民能十分容易地从事位于远方的乙国或丙国的办公室工作，就像自己已经“移民”到乙国或丙国一样；归根结底，“远程移民”实际上就是工作、尤其是白领工作的全球化。 疫情极大地促进了“远程移民”在亚洲、欧洲、大洋洲和美国的发展，因为在疫情的影响下美国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许多企业员工只能居家办公，企业因此决定将计算机屏幕前的部分工作外包给低薪国家的“远程移民”，从而形成了更新版本的服务业全球化。

　　显然，疫情在加剧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通过促使新旧动能转换的提速和形成更新版本的全球化，加速了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一矛盾对整个体系的否定性冲击。世界银行2020年4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将负增长5.2%，其中发达经济体为-7.0%，新兴经济体为-2.5%；但是，2021年全球经济将可能大幅反弹，预计将实现4.2%的正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9%，新兴经济体为4.6%。 由此可见疫情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双重作用和影响。

　　三、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和疫情对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演变的影响

　　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指现代世界体系当中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大变局，并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息息相关。而习总书记所提出的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则是指发生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大变局，并且与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和市场的基本矛盾相互关联。显然，疫情恰恰也是通过与国家和市场这对基本矛盾的互动而对当前国际政治体系的大变局产生影响。

　　（一）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决定国际政治体系演变

　　自现代世界体系中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形成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就决定着国际政治体系及其结构——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

　　马克思在其晚年的手稿《历史学笔记》中专门探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的出现，以及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通过考察三十年战争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马克思分析了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主权国家的兴起过程，以及现代主权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这样的两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社会组织如何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而发展。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指出：正是从16世纪开始，“民族国家基本上取代了近代以前的政治组织形式，如城邦、部落和帝国。与此同时，市场成为组织经济关系的基本方式，取代了互惠、再分配与帝国统治经济等其他交换形式。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来的历史，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决定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更为强调的是世界市场在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这显然与当时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有密切关系。

　　在有关世界市场与主权国家相互关系以及两者的矛盾运动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更为强调国家尤其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之后的大国即帝国主义列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吉尔平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基本上是关于国内经济的理论转变成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论……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主要限于西欧……但是，在1870年到1914年间，资本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充满活力、技术型的和逐渐全球性的开放体系。” 根据列宁的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全球性开放时期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转向垄断的时期，也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时期。列宁认为，各资本主义强国在帝国主义时期对世界的分割和重新分割对当时世界历史的走向具有决定性影响：“张伯伦曾经特别指出目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所遇到的德国、美国、比利时方面的那种竞争，而鼓吹帝国主义是‘代表真理的、英明的和经济的政策’。” 这充分显示出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世界市场与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格局走向，西方大国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列宁针对现代世界体系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的特征，即“垄断、夺取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趋向代替了自由贸易和竞争”，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列宁认为，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规律，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先发国家会因为垄断资本的负面作用而出现生产和技术的停滞，而后起国家则有可能在大规模引进先进科技和外资的情况下实现跳跃式发展并赶超先发国家。于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就会出现不同大国的频繁崛起。就如列宁所举例的那样，“如果拿19世纪中叶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而到20世纪初德国的实力已能与英国抗衡，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

　　（二）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对当今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大变局的影响

　　马克思和列宁对随着世界历史发展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演变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经典探讨与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加速演变，以及疫情对其产生的影响。正是因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由市场向国家的转移，才导致了国际格局的加速变化，而各国在处理疫情中的进一步内向化则促使国家在与市场的关系中向着更强势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关联的是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重大变化开始超越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发展不平衡，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并不断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央的现象。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较大幅度领先于美国、欧盟国家方面，还表现在各自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上。自2010年起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已经占35%。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已经稳超主要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从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将会持续增加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百余年来以西方大国为主导建构的全球性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演变出现崭新的变化，在世界历史发展演变五百年后，尤其是在全球性的国际政治体系形成百年之后，原先处于现代世界体系边缘或半边缘的新兴大国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国际格局因此而难以再以“单极”“两极”或“多极”来予以界定，以致当代国际格局更为明显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无极化”特征。 随着国际格局中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大国为维护其传统的强势地位，一改二战后所采取的亲市场、亲资本、开放和自由的内外政策，纷纷推行以本国、本民族利益为上的所谓“再国家化”新方略，其中英国的“脱欧”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就是这方面最明显的反映。

　　（三）疫情加剧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表现

　　第一，疫情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冲击，导致西方大国难以在全球性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保持唯我独尊的中心地位。虽然在短时间内传统西方大国不可能迅速退出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新兴大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趋势，亦即国际格局中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则是难以扭转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发达经济体在疫情流行的2020年将衰退5.8%，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4.3%，欧元区经济衰退8.3%，英国经济衰退9.8%；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衰退3.3%。 这显示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衰退程度的不同。更令人鼓舞的是，2020年10月13日，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那特（Gita Gopinath）在阐述全球经济形势时，多次提到中国的积极态势。并且根据IMF的预测，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同时，中国经济有望在2021年持续增长，且增幅显著。 由此可见，疫情在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同时，却在继续此前已经开始形成的国际格局中力量对比的加速演变。

　　第二，疫情更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无极化”演变。早在2007年，约翰·齐普曼（John Chipman）就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极世界之中。美国的权力既强大到能设定国际行动议程，又软弱得无法有效地在全球执行这样的议程。其他强权无论是国家还是次国家都有力量足以对抗美国的议程，但是却又无力塑造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或推行一个不受外界影响而能持久的地区议程。”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也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正在向无极转变：这是一个不是由一两个国家甚或几个国家、而是由众多拥有并行使各种权力的行为体所主导的世界。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疫情全球性暴发之后，哈斯进一步指出：“当下的世界根本不利于被塑造。权力被分配到更多的行为体手中，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普遍缺乏共识。” 显然，在哈斯看来，疫情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形成的“无极世界”在疫情之后将继续延续。而在如此无极化的国际格局中，“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全球合作的步履蹒跚、大国之间的不和谐，所有这些都是在疫情出现之前的国际环境的特征，而这场疫情的大流行使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轻易地展现出来。它们可能会成为后疫情世界的更显著特征。”

　　第三，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现代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再国家化”。早在2008和2009年，国际学术界就开始讨论与全球化和区域化潮流相悖的“再国家化”。日本学者认为：“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混沌局面时……我们只有寻求让“国家”再次走到前台。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再国家化’的方式‘澄清’全球化造成的‘混沌’，让‘国家’出面承担解决问题的重担。” 德国学者则指出：“有证据表明，欧洲关键领域政策再国家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这种趋势给欧洲和美国既带来危险也带来机遇。” 2020年暴发的疫情明显推动着西方大国乃至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各国不同程度地通过“再国家化”或“内向化”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矛盾运动及当前疫情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方面所产生的上述种种影响，一方面充分显示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继续深入发展，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正由市场向国家方向转移，各国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时更为内向化，以致国家在与市场的关系中向着更强势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恰恰需要通过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来予以调整。

　　四、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新兴大国的积极贡献

　　全球治理的理念及实践缘起于20世纪下半叶冷战的终结，虽然其机制与体制的雏形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全球治理体系随着冷战终结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促使全球治理体系不断重塑，而且疫情也在这方面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全球治理的缘起、发展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分析，“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是这一大变局中的重要一环。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实质性地促使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而疫情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治理的理念最先由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当时正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现代世界体系展现出新局面，全球化更为广泛深入地发展。勃兰特为此在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支持下倡导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探索运用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来应对后冷战时期由全球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挑战。

　　在学理层面，美欧学者对全球治理理念进行了一系列定义。比如有学者强调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当代国际体系中“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 还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是对超越国家边界的关系进行治理的无主权权威活动。” 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1995年公开发表的《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中指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使彼此冲突的或各不相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联合采取行动的一个持续的过程……从全球角度来说，治理过去一直被视为政府间的关系，而现在必须看到它还与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运动、跨国公司以及全球资本市场有关。”

　　显然，这一系列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冷战终结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事务新变化所提出的新设想，其具体实践也是为缓解后冷战时期现代世界体系中两对基本矛盾作用产生的影响。然而作为针对冷战和两极格局终结后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的新形势而产生的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其本身就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化的。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现代世界体系内形成了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与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要求当前的全球治理在理论分析、具体实践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机制等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和重塑，2020年暴发的全球疫情则扮演着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

　　（二）疫情对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影响

　　第一，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需要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塑来修复。习近平主席在疫情期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发言中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发出有力信号，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 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塑，就是以平等为基础建构起能更好反映疫情之后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的经济治理体制和机制，从而确保世界各国在疫情之后的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作为大变局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在疫情作用下的加速，将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提供有利条件。原因在于，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打造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等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在疫情之后向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实现参与者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二，国际格局在疫情冲击之下更加趋向于“无极化”发展，同时西方大国的“再国家化”也日益严重。这两者的形成既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使然，也会反过来导致这对矛盾变得更为尖锐以致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应对。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在疫情之后的重塑成为当务之急。众所周知，为解决世界市场失灵及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是全球治理至关重要的环节。冷战终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格局“无极化”和西方大国因右翼民粹主义兴起而形成的“再国家化”，导致传统大国单独以及通过国际机制共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日益下降，全球治理因此面临严峻的挑战。更有甚者，为应对疫情，西方大国不仅强化国家的内向化，而且还在“再国家化”过程中舍弃国际合作而强调国家间的零和竞争，其中尤以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退出全球治理机制以及与新兴大国中国实行“脱钩”政策为甚。正因为如此，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在疫情影响之下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缓和国家与市场矛盾、维护现代世界体系平稳发展的必然途径。

　　第三，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更为坚定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因此而具有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自然资源、人口、市场潜力、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且拥有负责任和法治化的强政府，这显然有助于它们参与全球治理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已经在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发展、文化等多领域以及全球合作机制建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区域和全球性的治理机制均已提升了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不仅如此，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通常采取稳定、渐进、有序的多边渠道和对话沟通来推进全球治理和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而且并不挑战本已占据世界舞台中央数百年的西方大国及其中的霸权国家，同时坚持以开放的多边主义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球治理所必需的国际公共物品，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三）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积极联手重塑全球治理体系

　　迄今依然处于国际政治体系中央的西方大国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始终持有戒心，并担心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会导致百余年来西方大国所把持的国际事务垄断权的旁落。于是，它们便通过唱衰新兴大国来贬低其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比如在疫情全球流行之时，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题为《疫情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的文章，竭力论证新兴大国在疫情冲击下会黯然失色，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全球化的新支柱会因此而倒塌，更何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文章还强调：不能指望中国在疫情中向世界经济提供动力而使之走出衰退，南非是疫情中最为脆弱的国家，巴西已在疫情中大乱阵脚，印度则在疫情前和疫情中面临财政动荡，而俄罗斯更是在疫情中与沙特在油价问题上缠斗而损失惨重。 但是，事实却截然相反，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其中尤其是五大金砖国家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积极联手应对疫情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2020年4月，金砖国家举行应对疫情特别外长会晤，五国外长就坚持多边主义、携手抗击疫情、深化金砖国家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晤通过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指出：“我们重申坚持多边主义，恪守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民主、包容和加强协作的原则。我们将继续推动加强全球治理，通过改革提升其包容性、代表性和民主性，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决策中的实质性参与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符合当代现实。” 这十分清楚地凸显了作为百年来首次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疫情期间和疫情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担当，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不论守成的西方大国如何唱衰新兴大国，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都坚持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相互协调并努力与守成大国一起积极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

　　总之，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两对基本矛盾的运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现代世界体系在其基本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也形成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正是因为疫情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中既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又在相当程度上对缓和这两对矛盾产生了一定作用，因此这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将在疫情期间及此后继续推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现代世界体系将继续向着既充满矛盾又有利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进入世界舞台中央并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方向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