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联合主办的第三届FTP三校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2月16-17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复数的世界：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不同角度看全球史”，来自三校的18位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主持。普林斯顿大学校长Christopher Eisgruber教授和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高度评价三年来三校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三个合作单位的新任负责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大木康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先后发言，一致表示今后将继续推进三方合作，并就明年开始的新一轮三校合作会议提出基本设想。

　　本次研讨会由主旨发言和五个分论题组成，五个分论题是“研究视野的国际化”、“文学和艺术的全球化”、“东亚历史的比较研究”、“东亚研究的西方路径”和“全球史的文化审视”。与会学者共发表了18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不同的学术领域出发，介绍各自关心的问题和相关研究，并参与共同话题的讨论，丰富了对全球史理论框架的多元理解，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前沿性的课题。

　　一、主旨发言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教授先后作会议主旨发言，从不同角度高屋建瓴地提出对全球史的思考，也为会议的讨论奠定了基调。

　　羽田正教授在其论文《东亚和世界史》中追溯了“东亚”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在中、日、韩三国学界乃至英语世界中被使用的历史，并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由于讲述的人、国家乃至时代的不同，东亚作为空间概念的意义不断发生着变化，且有着极强的政治含义，在使用这个词语来表达时，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东亚”可能会和“欧洲”、“伊斯兰世界”这样的概念一样，为历史所实体化，成为具有排他性的空间概念，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一种趋势。结合全球史的问题，他认为，当下应当尽快实体化的恰恰是“地球”这一概念，因为排他性的空间概念存在，对于新世界史来说并不是好事。在构想新世界史之际，对于“东亚”这样的空间概念的使用应该十分慎重。

　　葛兆光教授的论文《“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与东亚或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过对西方学者David Armitage提出的“思想史的国际转向”进行回应的方式展开，提出“国别思想史仍然十分重要”这一观点。首先，思想史的研究存在时代的概念，以中国为例，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问题和中心观念，与西方甚至与同为东亚的日本、韩国的关键问题和中心观念可能并不一样，当东亚三国尚处在思想世界焦点的传统时代，它们并未成为“国际的”，而更可能是“国家的”。其次，要理解和解释一个国家的思想，恰恰需要对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语境和社会情绪等有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国别思想史研究意义的最关键原因。总的来说，他表示自己完全赞成思想史研究中超越国家边界的趋向，只是更希望“国家取向”和“国际取向”能够结合，形成“跨国家的国别思想史研究”，如此可以使国别思想史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背景。

　　艾尔曼教授的论文题目是《“公共领域”抑或“文化诠释学”：全球史视野下中国区域史的曲解》，他批判地回顾了以往西方学者在把哈贝马斯或伽达默尔的理论应用于关于中华帝国后期“市民社会”或新儒家“哲学诠释学”的研究中，存在罔顾其理论体系的整体复杂性，而只选择对自己论述有益的部分加以利用的现象。他认为，当代“汉学”的这一“选择性亲密”带来的是对中国区域史的曲解，将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投射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方法本身就已经有相当的危险性，更何况对作为前提的西方理论和经验本身都没有透彻的理解。遗憾的是，这似乎已经成为西方中国历史和思想研究者的一种通病，即使是在最近的研究中，情况也没有明显的改观。他指出，当我们想要理解中国的过去以及它在亚洲发挥的作用，就首先要看穿并超越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曲解，而这也是全球史研究中必须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