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5月4日逝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自2010年起为财新《新世纪周刊》撰写专栏，至今已发表50篇，以下为近期他的一些观点和原文链接。

　　政府应该干什么

　　政府对经济体可以起到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改革税收和监管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举例而言，美国政府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税率高达35%，属发达国家中最高之一。如果美国政府可以将该税率下调至不超过30%，更理想的是降至25%，同时下放权力让企业自由支配所有的资金，这将会有力促进美国企业和其他主体的投资。

　　里根政府之后，美国的监管繁琐程度越来越高，以至于美国在这方面的世界排名越来越差。而在实施了复杂和繁琐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Dodd-Frank Act），以及正在被完善、但仍混乱和繁琐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后，美国在监管方面的排名还将进一步下降。

　　简化和削减监管重担的一个办法是，引进简单、明晰的条款，例如以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取代监管者主观的酌情处理权，这可以为各方提供更为清晰、直接的指引，让人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详见《 美国经济仍有潜力 》

　　好的人口政策

　　过去250年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自从马尔萨斯（Malthus）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人口增长对收入的负面影响后，一批又一批的人开始反对高生育率，认为人口增长会对世界粮食供应、生存标准、区域和全球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人口增加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这包括之前说过的年轻人增加将会提高创新能力，比如找到增加粮食产量的有效方法，还包括为退休人口支付福利。人口增加也会增大对新药品、软件、社交网络和其他创新产品的需求，这些又会为需求规模带来更多回报。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高出生率会导致对每个孩子的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减少，那么也会导致人均收入的减少而不是增加。马尔萨斯对人均收入减少的担心解释了他反对高出生率的原因。

　　然而，世界人口在过去250年里快速增长相伴而来的，是世界各地人均收入前所未有的增长。不论马尔萨斯主义指出的人口增加的负面影响有多么大，人口增加所带来的人均收入提高等因素都已经占据了主导。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对年轻人数量和人口总数的影响，中国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大幅修改或彻底放弃该政策。法国不久前则制定了一项对两个及以上孩子家庭提供慷慨财政支持的高成本计划。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正在讨论，适时开始实行类似的子女抚养支持计划。

　　详见《 低生育率利与弊 》

　　需要什么样的国企

　　国企往往效率低下、腐败丛生。但与此同时，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根深蒂固，政府与国企间的旋转门现象异常严重。

　　一旦国企出现亏损，中国的国有银行往往不得不消化坏账。并不完全自负盈亏的国企，不定期地侵蚀着财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短视加剧了这一现象。而国企的盈利，则很少直接让老百姓受益。

　　因此，恰当地限制国有银行对国企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应该让国内外私营银行在提供信贷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样才能使私营企业获得的贷款条件更接近国有企业，更市场化，从而激励私营企业。

　　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私有银行业的过度扩张是催生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和私营部门受到了许多人的抵触。在中国，几年以来的“国进民退”也造成了类似的局面，国有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

　　现在，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已经明确，如果中国想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在国内生产总值，而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成为经济强国，就需要更加仰仗私营部门的创造力与智慧。新一届领导人能否顶住国有企业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落实向私营企业倾斜的重大转变，我们拭目以待。

　　详见《 中国应当向私营部门倾斜 》

　　退休年龄该延迟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老年人的预期寿命迅速提高，各项工作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也有所减少，但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实际退休年龄却呈现下降趋势。

　　鉴于62岁是领取社保退休金的最低门槛，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一到62岁就选择退休。这导致现在平均退休年龄不到65岁，约为64岁。

　　事实上，日本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已经提高到略高于70岁，这表明，提高退休年龄是可行的。至于那些由于体力或智力问题而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可以选择申报伤残状态，依照伤残状态领取社会保障金，而不是领取养老金。

　　如果将退休年龄从64岁提高到68岁，那么退休后余下的平均预期寿命就会减少约20%，从而节省20%的社保退休金。同样，将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将会节省25%的退休金。

　　由于工作年限延迟了几年，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用于社保的税收收入大幅增加。因此，提高社保养老金的给付年龄，对于解决潜在的社保财务“危机”而言大有裨益。

　　详见《 延迟社保给付年龄 》

　　失业不能乱救济

　　事实上，现在美国的“总”失业率为14.4%，远远高于官方宣布的失业率7.7%。

　　官方失业率和“总”失业率的差距如此之大，原因在于受到了一些公共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鼓励人们退出劳动力大军，或者只做兼职。尤其是，在过去四年中，部分公共政策使得更多的人有资格获得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项目，诸如食品券、抵押贷款支付补贴和医疗福利等等。 　　

　　一些影响失业救济资格的政策也对官方失业率产生了影响，例如，在本轮衰退期间，美国将失业救济期延长到99周，将近两年时间。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将近两年时间内维持失业状态，甚至是主动选择失业，反正可以靠救济金生活。这些人退出劳动力大军，不计入统计人数，结果导致官方失业率看起来好像降低了，但就业率并没有丝毫提高。

　　上述讨论表明，美联储所确定的降低官方失业率的目标，并不能保证可以由此实现“充分就业”。只要美国还像过去几年那样，维持各种根据收入状况调查表而针对低收入群体发放的福利，以及长时段的失业救济金，那么无论美联储采取何种政策，“总”失业率只会有增无减。

　　美联储当前这种盯住“失业率”的政策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风险，亦即当通胀率提高以后，失业率可能无法进一步下调到目标水平，从而导致滞涨，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

　　详见《 滥施援助阻就业 》

　　央行要独立

　　不可否认，美联储的确犯了不少错误。不过，这些针对美联储的攻击和意见是有问题的：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前后的表现固然不完美——甚至非常差劲——但是，由国会来监督很可能会让事态更糟，而不是更好。例如，虽然美联储没有预见到金融危机，其实行的低利率政策也受到了批评，但国会当时同样没有对这些政策提出什么异议。国会中也没什么人出来警告过美联储，要加紧对银行的监管、提高利率，否则就会酿成金融危机。

　　美联储现在享有的这种独立性弥足珍贵，是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争取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不可得的。中央银行要是不独立，一个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会迫于控制它的行政或立法机关的压力，大量进行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增发钞票活动。增加货币供给相当于帮政府收了通胀税，使政府在无法从企业和家庭取得足够的收入税和其他税的情况下，还能扩大开支。

　　详见《 美联储需要保持独立性 》

　　民主的价值

　　民主体制是否比集权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远未有定论。不过清楚的一点是，民主国家有较少的不确定性：与集权体制相比，其成就未必很大，但长远的灾难肯定会更少。坏结果往往更具灾难性，较之集权国家，更少的不确定性使民主国家更有吸引力。

　　比较不同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个含混的事实，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集权国家，个人自由通常会大幅提升。中国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中国30年前开始迅速增长时，依然保持了执政党集权的制度，但目前个人自由已大为改善。198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经济改革刚开始不久，中国没有个人自由，迁徙几乎是不可能的，老百姓甚至无法进入西式饭店和商店。

　　此后我又去过中国几次，最近一次是在几周前，与当时相比，反差甚大。尽管他们还不能批评执政党，但学生们和其他很多人批评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一胎政策。许多中国人都出国旅游，互联网也让中国人得以知悉海量的观点和事实，谁也无法遏制。

　　韩国、智利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在集权时代，个人自由也不断提高。它们的经济都在一党统治下逐渐繁荣。但它们往往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出现了激进的反对派。不久，它们都变成了有政党竞争的民主体制。

　　今后，如果中国继续由务实的领导人主政，未来经济增长更具优势。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的所有阶层，无论企业家、专业人士，还是工人，都热切期望中国能重塑昔日的大国地位。但是，如软弱的领导人上台，会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总之，我预计印度经济增速比中国低，但会更稳定，而稳定可能更有价值。

　　详见《 民主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