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既是为本国的的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斗争，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共谋人类解放的组成部分。因此，怎样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国际援助的关系，是涉及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期间及会后的妥善处理，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遵义会议慎重处理了自主决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期间，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转折点，从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革命。遵义会议纠正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情况非常特殊，不仅不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进行的，而是恰恰相反，既严厉批评了受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独立自主地重新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连多年来尊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也因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而被批判，并撤销其军事指挥权。这些做法是中共党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也是政治上已经成熟的重要标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采取的上述重大措施，是在拥护共产国际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会议虽然批评和纠正了博古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朱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但没有涉及共产国际在指导上的责任，相反却给予必要的尊重。会议决议对共产国际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6月的数次来电均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也没有点名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负责人王明（当时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是因为，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1931年中共三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直接召开这次遵义会议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一个下层组织，所以，怎样妥善地处理与上级领导机关的关系，既坚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继续争取苏联的支援，就成为遵义会议后必须慎重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