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方湖柳(1971- )，女，浙江丽水人，管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浙江 杭州 310016）；舒志定(1968- )，男，浙江宁波人，教育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领导学研究（浙江 湖州 313000）。

　　内容提要：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聚，由此引发了农民融入城市难的问题。通过对农民融入城市问题不同观点的梳理与分析，发现农民自身素质是制约其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为此，要积极开展以融入城市为目标的农民培训，农民培训不仅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还要提供资金、制度、渠道与工作机制的支持。

　　关 键 词：城镇化 新市民 以融入城市为目标的农民培训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农民教育及培训的现状调查及改革对策”(13BGL077)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5)04～0050～07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5.04.007

　　创造性地解决农民有序融入城市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课题。对此，各地主要是从“人的信息管理”、“人的有关资格审查”、“人的相关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寻求解决农民融入城市难题的新举措。其实，这三方面工作的共同点是“制度管理的创新”。消除农民融入城市的制度壁垒，让农民能够自由进城与出城，但是，“制度壁垒的消除”是否意味着农民就成了城市的“新市民”?显然，真正属于城市的新市民，必须要具备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市民素养。在讨论农民融入城市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农民融入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四大议题，而这四大议题又迫切要求提高农民素质。由此，本文以浙江省部分农民培训项目为例，分析助推农民融入城市为目标的农民培训的主要内容、面临的困难以及创新经验与启示。

　　一、解决农民融入城市难题的主要观点

　　建设新型城镇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2014年3月16日国务院公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城镇化发展目标：202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从城镇化目标看，要推进城镇化，就要解决非城市人口融入城市的问题，而农民又是融入城市人口队伍的主体。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研究报告：20～30岁、16～19岁年龄段的农民愿意选择城镇就业的比例分别是49.3％、50％(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年)[1]。因此，如何有效解决农民融入城市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制度创新为农民融入城市创造政策保障，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课题。研究者依据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讨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政府既要重视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又要重视人口流动的管理创新，为人口流动创造条件，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雪松，2008年)[2]。

　　也有研究者从农民融入城市的基本要素论述制度创新。研究者指出：农民融入城市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问题，因而农民融入城市中出现了“经济接纳、社会拒绝”的现象，这使农民融入城市表现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三低”特点(田凯，1995年；徐建玲，2008年；吕凯，2012年；等)[3～4]。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变革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其他制度(陈映芳，2005年；白立娟，2011年)[5～6]。

　　正是因为农民融入城市普遍出现“三低”现象，研究者认为解决农民融入城市难题，需要改善与提高农民自身素质(蔡禾等，2009年)[7]。就此，研究者提出，培训对农民融入城市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明塞尔于1958年建立了个人收入与接受培训量之间关系模型。舒尔茨、贝克尔是研究“在职培训”与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他指出，通过教育与在职培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培养人的职业技能，就能够使人在城市中找到合适的工作，解决农民融入城市所面临的最现实的生活问题。

　　这一点，也得到国内研究者相关结论的支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过培训的劳动力，比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在管理、专业技术行业就业的边际概率多18个百分点，接受培训的劳动力在外就业的稳定性也较强(张艳华，2010年)[8]。接受过培训的农民收入较高，培训对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性不亚于正规教育(侯风云等，2000年)[9]。

　　可见，解决农民融入城市难题，既要创新社会管理制度与治理方式，又要提升农民素质，使农民具备在城市生活的基本条件。要提高农民素质，就应重视农民教育与培训。就此，本文探讨适应农民融入城市需要的农民培训的内容与困难以及政府应提供怎样的政策支持。

　　二、农民融入城市凸显培训的合理性

　　以制度创新解决农民融入城市难题，这是社会层面的解决思路，目标是提供农民自由流动的制度保障与社会环境。然而，要使农民融入城市，更需要关注农民是否有能力在城市生活，是否认同城市的文化氛围等基本问题，这是农民融入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一)增强农民城市适应能力问题

　　研究者指出：农民的城市生活能力是决定农民能否融入城市、实现从农村到城市永久性转移的关键因素(柳建平，孙艳飞，2013年)[10]，如果农民缺乏基本的城市生活能力，就无法使自身真正融入城市。而影响农民城市生活能力的诸多因素中，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指标。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离的治理模式，造成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农民在城市的生活能力。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在全国7个省市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的问卷调查表明，尽管接受调查的农民中有45.5％为初中文化程度，但是，从掌握的技能来看，没有技能等级的农民占到58.2％，初级技工占21.9％(金三林，2011年)[11]。事实也表明，农民在城镇选择职业和就业的空间狭小，大多数农民只能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事技能要求不高的生产性劳动，工资不高、工作不稳定是农民在城市生活中的现实状况，这种状况正是农民城市生活能力不足的表现。因而，引导、教育农民如何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使进入城市的农民能够适应城市生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就需要发挥农民培训的作用，以弥补现阶段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提高农民职业技能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

　　(二)解决农民城市认同问题

　　城市认同是农民融入城市的基本要求。因为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是显著的，尤其是城乡文化价值观念、城市与农村不同的治理理念与管理制度、市民与农民日常生活与行为方式等差异，这就需要进入城市的农民能够接受城市文化、价值观、城市管理规则与制度，当然，要求农民接受与认同城市，并不是说农村文化是落后或一无是处，而是强调新到城市生活的农民如何学会调适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平衡，否则在城市生活就会遇到诸如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孩子读书等问题的困扰，如果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就容易使新进城市的农民对城市产生反抗、对立和破坏性报复的消极情绪，使农民变成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甚至成为城市治安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角。

　　(三)提高农民城市生活质量问题

　　提升农民城市生活质量是融入城市的基本诉求与现实目标。要保障农民城市生活质量，需要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但是，这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提高农民城市生活质量，除了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身心健康之外，还取决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农民融入城市面临的上述三项基本议题，都关系到农民职业技能与文化素质。这就要求加强农民培训与教育，改善与提高农民素质，同时明确要求以这三项议题设计与规范农民培训。

　　三、帮助农民融入城市的三项培训任务

　　把融入城市作为农民培训目标，以三项议题设计与规范农民培训，迫切需要解决农民的职业能力、城市适应能力、提升城市生活质量能力，由此凸显农民培训的三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