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储朝晖(1964- )，男，安徽岳西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大学精神与现代大学制度及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北京 100088

　　内容提要：陶行知与张伯苓在学术上有众多相同之处，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期间结为同道。在陶行知遭到通缉之后，张伯苓还对陶行知给予了帮助，1940年后两人由于政治立场和见解的不同开始远离。但他们都是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在当时社会中扮演了有所不同的教育家角色，深入分析其特质对推进当下的教育家办学有着丰富的启迪。

　　关 键 词：张伯苓 陶行知 教育家 学术 政见

　　一、陶行知和张伯苓的直接交往

　　大量史料表明，陶行知和张伯苓之间的关系在1921年到1927年间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媒介最为亲密，1928年至1940年间尚保持高度信任，此后由于政治立场和见解的不同开始远离。

　　(一)仲述为媒结同道

　　现在能查到的张伯苓与陶行知最早的交往应该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与陶行知的交往。在胡适1916年7月5日的留学日记中，夹着一张张彭春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胡适在照片下方附有一行文字：“上图左为歙县陶文濬(知行)，右为天津张彭春(仲述)。两君皆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1](P43)。这说明胡适、张彭春与陶行知于19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同时师从杜威，回国以后又都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张彭春比陶行知早一年回国，曾受聘为陶行知任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研究员，任中学课程改造之研究，从事新教育的传播。这张照片对了解包括杜威、张伯苓在内的他们五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价值的。

　　1923年5月18日，张彭春曾记述：“陶行知评我‘不求近效而求远功’的。他对任之(黄炎培)说：‘若给仲述五年功夫，可以有惊人的结果。’行知是爱我的，也是对我有信心的，所以不当使他失望。”[2](P325)1924年2月26日，已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张彭春则有如下记述：“我也免不了有党见，想联合北大、清华同黄炎培、陶行知等争战。我早看到清华这块肥肉是大家要抢的，毕业生特别是近两三年回国的，合力要占这块地盘。”[3](P342)这样的记述足以说明他们间的关系，也让张彭春被纯清华派联想为他是清华的南开或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言人。

　　1936年，张彭春受教育部借聘，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在牛津、剑桥等十余所大学作学术讲演。是年8月7日到14日，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五十余国代表前来参加。中国被邀请的代表共3人。陶行知、张彭春、崔载阳(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因事未能出席)。张彭春、陶行知代表中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陶行知介绍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与救亡运动的实况及小先生制。这一年，张彭春在剑桥大学修订完成专著《中国：何来，何去？》，后改名为《中国在十字路口》，交由伦敦伊文思公司出版。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张彭春是陶行知与张伯苓结缘的媒人。从现有的史料看，另一个可以成为张伯苓与陶行知牵线人的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保罗·孟禄教授，他1917年4月18日就致函张伯苓告知该院为张提供奖学金[2](P184)，此时陶行知仍在美国且与孟禄来往频繁。1919年4月28日，张伯苓到南京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住南京造币厂花园内，陶行知当晚造访[2](P244)，这是有文献依据的张陶第一次见面。

　　(二)相互启发教学做

　　1917年8月，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之际，正是张去美国学习之时。张伯苓曾为如何办好南开大学到美国各校参观学习，并到过哥伦比亚大学拜访过杜威，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那次张与陶直接见过面，但依据上文提到的陶行知与张彭春的关系，至少已相互知其名。

　　1919年2月，陶行知应蒋梦麟之约发表《教学合一》一文，反对传统的教学分离、重教轻学。“五四”运动后，陶行知在排课表时又将此前使用的“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不久为全国教育界所采用。

　　1925年，陶行知应邀到南开大学作了多场演讲，11月26日对学生讲《大学生应有之精神》，提出大学生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良社会要有美术的精神，处世应变要有大丈夫的精神；11月27日到南开大学理科同乐大会演讲《学术独立在中国之重要》，同日到南开中学作题为《教学合一》的演讲，提出主张“教学合一”的理由是，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不只教学生学，自己也要学。当时主持讲演会的张伯苓即兴发表看法，认为陶的理由不完整。他说，“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是教学生学，更要教学生行”，并建议改为“学做合一”或“做学教合一”。陶行知受张伯苓启发，豁然贯通，于是将“教学合一”扩展为“教学做合一”。但是张伯苓依然认为“教学做”不是他主张的“教学生行”。

　　12月17日，张伯苓在南开中学高中学生周会上针对陶行知讲的《教学合一》，以《学行合一》为题发表讲话，以孔子的好学“乃学行并重”为依据，明确提出：我所谓的“行”，不是教学生把书本学的知识实地练习一下，而是“行为道德”。他说：现在社会变迁很大，只重物质，不重道德。有人尽管“学富五车”，而行为可以丝毫不顾。我们必须极力矫正，“学行并重”。“‘行’些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这样才算是好的教育[2](P385)。这场争论导致陶行知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教学做合一”成为陶行知创建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起点。

　　从这场争议可以看出，张、陶二人所讲的内容是交叉的，有所同，有所不同，从中也可看出他俩各自偏向于具象与抽象，思维特点是不相同的。

　　(三)志趣相同结社团

　　1919年3月，陶行知同蔡元培、胡适等商定，以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等5个文教团体的名义，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杜威来华讲学成为有志改革中国教育的人凝聚起来的一个契机，不久新教育共进社成立，张伯苓、郭秉文、黄炎培均参与。

　　1921年7月，在欢送杜威回国之际。陶行知与范源濂、蔡元培、张伯苓、严修、袁希涛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推范源濂为社长，蔡元培为副社长，决定聘请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并讲学，该社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孟禄的实际教育调查。

　　陶行知陪同孟禄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地调查、讲演，并任口译。张伯苓也与孟禄多次见面或共同参加活动。1921年12月中旬，实际教育调查社邀孟禄博士开讨论会，陶、张均参与其中。16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的当事人都自动要把三个机关合并为一，三社公推陈宝泉、李建勋、马叙伦、朱经农、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章程起草员。21日三社代表联合会讨论，当即通过简章草案。12月19日至26日，实际教育调查社在调查了九省教育之后，邀集各地教育界代表到京开会讨论改进教育方案，并与孟禄交换意见。到会的有奉天、广东、福建、四川、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山西、直隶等省的代表。到会社会团体于12月23日组建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会也是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仁的饯别会。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通过社章，成立董事会，推蔡孑民(元培)、熊希龄、张伯苓、汪兆铭、黄炎培、郭秉文、李建勋、袁希涛和范源濂等九人为董事，杜威、梁启超、严修、孟禄、张骞、张一麟、李石曾为名誉董事，董事长由范源濂担任。公决请董事会聘定主任干事后三社事业即行归并，后董事会决定聘陶行知为主任干事，张伯苓为任期一年的董事[3]。陶行知宣布中华教育改进社诞生并就孟禄所做的科学教育调查发言，提出教育革新运动，须具开辟与试验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人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月进，就须继续不已地去开辟，继续不已地去试验。”

　　1922年7月范出国考察，董事由梁启超接任，蔡孑民任董事长。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后，张、陶之间的交往就很频繁，如1922年3月26日，陶行知来南开大学开谈话会，晚上在严修寓所与张伯苓、凌冰等用餐，“谈至十时半乃散”；4月1日，张陶二位又在北京前门与胡适、严修等人共进午餐[2](P302-303)。仅在这个四月，张、陶之间有文字记载的相会至少有4次之多。

　　1923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平民教育大会上，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张、陶同为执行董事，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中华教育改进社也为南开大学提供了人力资源，各位董事和骨干几乎都先后受邀到南开做过演讲。

　　1927年9月初，第八届远东运动会闭幕后，陶行知与曾在南开任职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凌冰陪同张伯苓、查良钊在西湖游了三天，陶行知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精神格外振作了”[2](P446)。这种心态除了西湖的景致怡人，也说明张、陶之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内的关系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