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日本学者提出将古代东亚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来，“东亚海域”逐渐成为研究相关国家历史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学术符号，它涉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域，涵盖渤海、黄海、东海三大海域。随着文献资料尤其是域外典籍的整理与刊行，关于这一海域情势的论题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热点。宋元时代是东亚海域历史的转型裂变时期，认清该时代东亚海域的总体情势特征，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当时各国内政外交方针的大背景，而且对于清晰观察近代以来这片海域波诡云谲的时局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民间交流持续发展

　　由于受到北方辽金政权的威胁，两宋朝廷在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交往时，出发点是联合高丽以制辽金。北宋名臣富弼认为：“高丽虽事契丹，而契丹惮之……朝廷若得高丽，不必俟契丹动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卒未敢尽众而南，只此已为中国大利也。”在中国南北政权对峙的情况下，高丽方面则推行维持平衡的骑墙政策，在夹缝中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在官方层面，北宋与高丽的联系时断时续，至南宋前期则完全中断。进入13世纪，蒙古族兴起于大漠，其势力扩及东北后，数度进攻高丽，并设征东行省，最终使高丽成为元帝国治下的半独立属国。

　　894年，日本决定停派遣唐使，由此，遣唐使成为绝响，宣告了中日官方交往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两宋与日本没有正式的官方联系，仅仅在北宋时期有过几次牒文往来而已。在中日官方关系中断近四百年后，1266—1273年，元朝统治者连续五次遣使前往日本，不过最后带来的是元日战争的爆发。

　　与官方政治关系长期冷淡甚至决裂的情况不同，宋元时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的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却持续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东亚海域情势的主流。究其原因，离不开各国政府出于谋利目的而对贸易的支持态度，也与造船、航海、指南针等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使节、海商、僧侣、沿海居民成为多边交流的主要媒介和载体，尤其以中国海商和僧侣为重。各国交流内容涉及商品、文学、艺术、宗教、学术、医药、印刷等方面，对东亚世界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