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囿于现实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叙事范型上表现出强烈的“衰败论”倾向。“衰败论叙事”往往选择历史上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对立为研究重点，呈现的是人与自然交恶的挽歌与悲剧。美国资源保护主义的先驱乔治·马什的经典之作《人与自然（1864）》，读后让人感到人类是无所不在的“扰动者”。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体系的发展导致滚滚而来的黑色风暴，读罢难免让人压抑与沉痛。英国学者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一书更是将这种思维方式发挥到极致。他以复活节岛、印度、两河流域等古代文明较为发达的区域个案为例，把人类文明兴衰的逻辑机制归并为“文明初兴—人口增加—生态扩张—超越极限—文明崩塌”。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承载力固然有着一定的限度，但简单将文明的衰落归结为人口增加导致的生态失序，恐怕无法让人完全信服。再者，论证过程中所列资料缺乏详细注释，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

　　环境史兴起之初，学者们表现出衰败论叙事的倾向有着充分的合理性，是早期环境史问题意识和学术语境的充分体现。从研究的可操作性考虑，衰败的故事容易叙述，相关史料容易查找，且能为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诸多因素导致衰败论叙事在环境史学界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在当前环境史走向深入，叙事方式得以重新审视的情况下，环境史学者必须直面弊端，探究超越之路，以期推进学术创新。

　　从理论维度看，“衰败论叙事”蕴含了一个逻辑假设——无人干扰的原生态自然是美好的，人类的经济活动导致环境退化，致使其走向衰败。

　　首先，此假设在历史观上表现为直线型的倒退史观，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诚如马克思所言：“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为认识和理解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提供了新的逻辑，即环境问题的生成是促使其产生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发生的，这是工业化以来人类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积渐所致的结果。解决环境问题也是在承认问题的基础上，人类的认知与物质手段达到一定水平时方有可能。因此，问题的呈现与解决都是历史性的，衰败论叙事只注意问题的产生，没能看到问题产生与解决的深层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