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清廷企图控制包括湘军水师在内的水师力量，决定建立长江水师。为争夺长江水师的控制权，清廷与湘军集团围绕水师统帅人员的调配任用、饷需和船炮军械的购置管理诸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清廷虽在争夺中占据上风，但长江水师采用经制的绿营体制，使其在晚清腐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迅速衰弱。

　　关 键 词：长江水师/清廷/湘军/曾国藩/太平天国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14YJA770011)；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内外互动与权力格局变迁研究(1862-1900)”(15BZS077)。

　　作者简介：邱涛，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清军水师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已腐朽不堪一击，曾国藩编练的具有勇营性质的湘军水师——在晚清“非旧制所可范围”①的新型军事政治力量应运而生。随着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的重要性的增强，清廷与地方实力集团对湘军水师控制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清廷极其关注湘军水师之走向，企图用政治手段有效掌控它，使之既能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又不会演变为危害清王朝统治的异变力量，同时利用它来重建由中央控制的新的经制水师，长江水师的筹建遂缘于此。19世纪80年代以前，正值清廷经制水师和湘军勇营水师势力此消彼长之际，长江水师显然处于长江、内河和外海水师建设中相对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清廷大力建设近代海军之前，它成为清廷和湘军集团争夺的一个焦点。

　　研究长江水师的成果不多，②且现有论著多关注长江水师自身发展，对长江水师从创议、筹建开始就存在于湘军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以及清廷和湘军集团围绕长江水师控制权的争夺与妥协的斗争，则较少涉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翔实的史料，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推动对湘军与长江水师研究的深入。

　　长江水师从创议、成议到筹建的过程，呈现了清廷和地方相关各权力、利益集团，既着眼于做事又注目于争权，相互之间既斗争又妥协诸方面的面相。

　　关于晚清长江水师的缘起，学界意见歧出。有学者认为它是从“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湘军占领安庆的时候，清廷下谕曾国藩咨询筹设长江防守”开始的。③有学者则认为“‘长江水师’一词最早出现于咸丰十年初湖广总督官文之奏请改设长江水师专营……然长江水师之最后决定成立，并添设长江水师提督，则是清廷采纳曾国藩于同治元年所作之建议”。④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值得商榷。

　　咸丰六、七年(1856-1857年)，清廷与太平天国在两湖、皖赣一带战事激烈，水师作用日显重要。而这一带清廷原有的绿营水师，早被太平军击溃，事后虽募兵重集，不过充数而已，真正有战斗力的乃是湘军水师勇营。围绕这一带整个水师系统的控制权问题，清廷和湘军集团展开了争夺。清廷掌控水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释夺曾国藩对湘军水师的领导权，将湘军水师控制在手；一种是在曾国藩湘军水师之外新建有战斗力的水师力量。从现有材料来看，清廷迫于战争的压力，最初采取的是第二种手段。后随着时间推移和战局演变，两种手段兼而用之。

　　湘军另一位统帅、湖北巡抚胡林翼意图另建湖北水师，给了清廷夺取水师控制权的机会。胡林翼作为湖北巡抚，从当时战局出发，认为“武汉之必设重镇无疑矣”，⑤地缘战略的需要，使他渴望拥有一支水师以拱卫这一战略要地。虽然曾国藩湘军水师在湖北的长江江面战绩显著，但毕竟只有这一支水师，不敷调用。且由于曾国藩编练的水师只听命于曾国藩一人，其他将帅无法调遣，“水师一军，建议于江忠源，创造于曾国藩，而整理扩充，至近年而始大。……而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之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将帅所能调遣。”⑥胡林翼在湖北战场与曾国藩湘军水师杨载福部合作较多，可能会给人以胡林翼能够调动曾国藩湘军水师的印象。但实际上，杨载福水师与胡林翼合作较多，一方面因为清廷命杨载福水师部署于湖北战场并由湖北供饷；另一方面因为九江湖口之役后曾国藩允准其驻湖北江面，但这并不代表胡林翼能自如地调遣湘军水师。⑦就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关系而言，总体上两人能够较为紧密地合作与相互支持。对此，学界多有共识。但是，在湘军集团的共同利益之下，曾国藩集团和胡林翼集团也有其各自的具体利益，这也决定他们之间必然也会存在利益矛盾和权力控制上的冲突。同时，杨载福毕竟是曾国藩编练出来的湘军水师的两大统领之一，他虽率外江水师在湖北与胡林翼有较好的合作，但他在湘军内部的组织体制上是直接隶属于曾国藩而非胡林翼的，且正如胡林翼所说，杨载福“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二人在意见一致时还好说，一旦意见不一致，胡林翼不可能像曾国藩那样可以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使杨载福虽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执行，因此，也就不可能自如地调遣杨载福部。如咸丰五年九月(1855年10月)，胡林翼在一封信中谈到，他希望水师进驻战事危重之地，而杨载福等则声称饷需供应不足，无法“久恋战地”“久驻危地”。⑧不能贯彻胡的战略意图。胡林翼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杨载福“水师勇敢有余，然须用得其法，矢以小心，乃可不败，其本领亦在能胜不能败之列，此皆弟一二年精思而得之，无一字虚浮者也。”⑨能胜不能败，经不起挫折。也正是由于杨载福在湖北期间与胡林翼走得较近，曾国藩对杨不如对彭玉麟放心，对他防范较多，这也是杨载福总是借口身体多伤病回籍调养的原因之一，这对胡林翼使用外江水师，在客观上也起到掣肘的作用。胡林翼身处其间，当然明白个中状况，因而意图建立一支自己控制的湖北水师。所以他在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三日(1856年12月29日)上奏“请于武、汉设陆师八千人，水师二千人”，⑩正式提出在湖北江面另建一支自己控制的水师的构想。

　　胡林翼之所以能上书请求建立湖北水师勇营，还因为在与杨载福合作过程中，他逐步培养了鲍超等一批水师将领。咸丰六年三月(1856年4月)，他在给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湖北荆宜施道庄受祺的信中说：“水师营中人才颇盛，有鲍超者……严明晓畅，勇敢尤其余事。”(11)另外，胡林翼另建湖北水师的想法，还有一个技术层面的考虑，他在咸丰六年冬(1856年12月)给四川总督吴振械的信中说：“侄意欲添舟以载陆师，如杜征南、王龙骧之迹古人，以舟兼陆……陆师亦载于舟中，水师先寻，以陆师突起击之，出不意而攻不备，吴会之地必可速胜……而陆师之坐船必须另造，大不易易耳。……非另以陆师改水师不可。”用现代术语来说，胡林翼是要建立一支“海(水)军陆战队”，这是杨载福水师所不能及的，所以必须另造一支有战斗力的水师，即“水师……必不能舍舟而陆，此非另备一军不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