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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现代化实践哲学的三维价值映现
2015年07月17日 08:17 来源:《观察与思考》(杭州)2015年第2期 作者:雷龙乾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毛泽东哲学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哲学,其历史价值可以从中国现代化的三个相对维度进行评估。第一维度是针对蒋介石的“革命哲学”理论,毛泽东提出了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目标和实践方法理论,科学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使命和实现路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第一个论战对象首推蒋介石的“革命哲学”,与蒋介石的现实斗争和哲学对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党外斗争发源地。调查研究是坚持和实行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具体工作手段,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实践始终注意坚持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哲学的“顶层思考”,从而把革命实践的理论探索和方略设想建立在坚实和充分的事实基础上,确保革命实践的科学性、人民性。

关键词:毛泽东;蒋介石;现代化;实践哲学;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研究;人民;唯心主义;国民党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雷龙乾,男,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毛泽东哲学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哲学,其历史价值可以从中国现代化的三个相对维度进行评估。第一维度是针对蒋介石的“革命哲学”理论,毛泽东提出了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目标和实践方法理论,科学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使命和实现路径。第二维度是相对于党内的“因循派”,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和视阈狭隘的“经验论”等错误倾向,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际工作的群众路线,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优良传统。第三维度是相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时代发展要求,在解决如何把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化事业有机结合的问题上,提出了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化等重要思想,但同时也存在某些重要失误和教训。

  关 键 词:毛泽东;实践哲学;三维映现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哲学基础研究”(14XZX001)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契合进路的哲学研究”(13C02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中国现代化史,主要是“中国梦”的实践史,历来是各类“中国梦”的哲学思想相互激发的实践基础,因此也是理解包括毛泽东思想历史价值的基本坐标。但是,学术界对这种现代化哲学论争语境的关注,虽然已有少量成果,①但是总体上仍显单薄。②为此,笔者撷取中国现代化哲学的三种参照坐标,尝试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理论价值。

  一、针对蒋介石“革命哲学”的唯心性、陈腐性,毛泽东为中国现代化提出了真正体现时代趋向和国情民心的实践哲学的实践致思、价值目标和方法理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第一个论战对象首推蒋介石的“革命哲学”,与蒋介石的现实斗争和哲学对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党外斗争发源地。

  从历史背景和客观效果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第一个重大历史意义,无疑是系统地提出和科学地阐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实践哲学,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为中国现代化扫清前进道路的历史障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企图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和中国国内既定的政治架构,走资本主义和精英主义(依靠国内地主、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等政治力量)现代化道路,而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则主张动员农民、工人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内外压迫下风雨飘摇、危机四伏,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两类政治代表人物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他们之间的哲学论争和思想对峙,只是面对相同历史背景产生的不同实践哲学思路,思路不同是道路之争的逻辑基础和哲学呈现。

  从思想目标和实践面向来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的学院派哲学家,他们围绕中国革命主导权的斗争实践展开,在思想深处也就是实践哲学之争。

  卡尔·马克思主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毛泽东并非职业哲学家,他追随马克思的思想,把哲学只当作革命的“顶层思考”。蒋介石同样也没有学院哲学的背景和经历,他学习的专业是军事。从1908年加入同盟会,20多年以后,直到1932年蒋介石才开始系统演讲“革命哲学”④。只可惜,这种哲学充满了唯心、片面、陈腐的性质和成分。只是当丢失大陆统治权以后,蒋介石的哲学思考才有了较多冷静和实际的进步。⑤

  对于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革命领导权斗争,人们往往较多地关注其政治艺术和军事谋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哲学思想的价值合理性和思想历史高度才是具体政治军事活动的原点和基础。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起源、历程、形势、任务和前途,企图率先占领“中国革命”的理论制高点。毛泽东随后发表《两个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即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出来。”⑥中国命运的这两种思考和勾画,基于同样的中国革命现实,但是由于其实践性的真实性、彻底性不同,却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实践哲学系统,而各自主张的民心向背,奠定了斗争胜败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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