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态环境危机的成因归结为资本的逻辑及其服务于或屈从于这种逻辑的社会制度,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议题。换言之,如果不接受这种一般性看法,他(她)就不是一个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但作为一种系统性理解,它还至少包括对如下两个具体性问题的回答,一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态转型或重建为什么是不可能的,二是一种生态的或绿色的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为什么又是可能的。

　　对于前一个问题,詹姆斯·奥康纳、乔尔·科威尔、萨拉·萨卡等人的回答都是异常明确而干脆的,即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的,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只能作为一个主观臆想的概念存在,因为二者在现实中存在着本质性的冲突,就像是“圆的正方形”或“三角形的圆”。

　　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詹姆斯·奥康纳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时就已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关系上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消费能力不足)和社会生产与一般自然条件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供给能力不足),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内部,都存在可能的转移或置换。换言之,这两种矛盾并不直接或简单呈现为一种叠加关系,并立即导致或加剧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

　　维也纳大学的乌尔里希·布兰德教授基于对拉美国家环境政治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上述观点。他的基本看法是,至少在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核心欧盟国家,一种绿色的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现实——在维持较高物质生活水准的同时享受到较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局部性或暂时性绿化是一种现实的可能。他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的核心性概念是“帝国式生活方式”。其大致意思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奢靡性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在本质上是生态不友好的或反生态的,但却依此造就了它们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劳动分工、资源获取、污染物排放转移等方面的优越性(或者说后者对前者的依赖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中的社会精英已经有意无意地把这种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视为理所当然,或者作为自己的理想选择。更进一步说,伴随着2008年开始的西方国家经济危机而兴起的“绿色经济”或“绿色新政”,尽管也不过是资本主义危机管理或应对战略的一部分,但却已被成功地包装成为一种世界主流性或进步性话语与政策。布兰德分析的目的当然不是为生态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本身的政治合理性进行辩护,而是力图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依然是一幅十分复杂的画面,过分简单的勾画和解读都无助于现实的资本主义抗拒与替代运动。

　　对于第二个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歧见显然要更多一些。这既是由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态批评的激进或彻底程度不同,也与他们对社会主义未来愿景及其变革路径的理解差异相关。

　　单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总的说来,詹姆斯·奥康纳、乔尔·科威尔等人所持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及其变革观点。比如,奥康纳不仅没有全盘否定前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制度革新尝试,而且一般性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未来绿色变革(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对他们来说,一种实质性重建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计划性经济仍是可以预期的或值得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