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结束前古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曲折中不断深化

　　1961年古巴革命成功,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古巴逐步建立了广大民众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古巴人民的健康和受教育水平有很大提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某些指标达到或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古巴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也走过弯路,但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调整政策,从而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古巴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过超越发展阶段、从“理想主义”出发作出决策的失误。20世纪60年代,在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等措施时提出,要在短短几年之内,“把古巴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美国人和俄国人之上”,“达到高于一切国家的生活水准”。卡斯特罗在后来反思时指出,“在某些方面,实行免费是不妥当的”。“由于没有实行按劳取酬,商品和劳务都供不应求,过剩的流通货币迅速增加,从而为旷工和不遵守劳动纪律提供了土壤和温床”。“看起来我们当时好像在向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日益靠近,实际上背离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正确道路愈来愈远”,犯了“某些理想主义的错误”。在经济体制方面,从1967年至1975年,取消财政预算制和经济核算制,否定国营企业间的购销关系,代之以拨款制度的经济簿记登记制,后来卡斯特罗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1969年初,卡斯特罗发起了年产一千万吨糖的群众运动。1970年7月,他承认指标不能达到,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人对“客观因素”判断失误,责任要由他来负。他告诫说,“让我们再也不要像过去习惯的那样,把一个来自我们头脑里的主意直接在实际中实施,这样的方案常常在现实中碰壁”。

　　从70年代开始古巴共产党逐步认识到,“理想社会主义”不符合古巴实际,提出要学习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同时结合古巴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卡斯特罗认为,各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不能都一样,不能抄袭人家已经使用过的方式,“每一个国家应该使自己的纲领、方法和策略适合本国的特点”。1975年12月召开的古共一大指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之间的基本差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古巴社会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此会议决定“有必要采用和实施一个适当的国民经济领导体制和计划体制。经济领导体制的基础应该是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必须集中统一规划,同时保持企业经济经营管理的自治;保留并最有效地利用货币—商品关系和价值规律”。“经济领导体制需要一种适当的计划体制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途径。计划是国民经济领导的中心环节。应该客观地反映出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进程,并通过不断提高科学水平、消灭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一切表现,对这些进程发挥积极的影响。”1986年古共三大提出要进一步完善这一体制。但由于这一体制未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病,放开经济政策又出现腐化堕落、贫富分化的“不良倾向”,卡斯特罗认为古巴形成了一个富人阶级,在克服理想主义错误时,“却犯了经济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错误”。因此,在80年代后期掀起一场“纠正错误和不良倾向的进程”。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实行“公开性”和苏联式的政治经济改革时,卡斯特罗强调“古巴环境特殊”,“受帝国主义封锁、包围和入侵”,因而“不能抄袭别国的经验”。古巴的纠偏运动虽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保持了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稳定。

　　古巴1972年加入经互会,采用“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实际上是按照经互会的分工,实行了依靠外贸、外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使古巴原有的单一经济结构更为突出。苏东剧变后,这一经济体制的弊病全面爆发,苏联不再以补贴价格购买糖,古巴民生需要的粮食、日用品、燃料等失去了供给,苏联援建的工程不得不停工,造成国家经济瘫痪、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古共三大提出的已胜利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实际上已被打断。古巴不得不宣布进入“特殊历史时期”、“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也就是说,古巴处于顶住压力、摆脱困境、捍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时期。1991年10月古共召开“四大”,提出“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要坚持“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人民造福”的“三项原则”,同时要采取灵活政策,使古巴的“制度适应当今世界的现实”。古巴开始逐步调整政治和经济政策,根据内外环境特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199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发表讲话,正式宣布古巴要改革。古共认为,“为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成果,我们准备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情。”“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改革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