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毛泽东没有直接的全球化词语，但他对全球化有整体性的思考和认识，其相关思想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部革命与建设。从总体上，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的认识体现在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倡导和推进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是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抵抗与挑战主要方式，也是他所追求的全球新秩序的中心原则。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独立自主；绝对国家主权

　　全球化虽然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统一的态势，但迄今为止总体上它基本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世纪中叶开始，延续整个19世纪，形成世界性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初延续到70、80年代，期间两次被影响甚至打断。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定程度上打断“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也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即“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历史；二是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大批新兴民族国家产生。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显著特征是信息革命推动，不同制度、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和互动明显增强。

　　毛泽东没有直接的全球化词语，但他对全球化有着整体的思考和认识，其相关思想渗透于他思想的众多方面。我们通常认为毛泽东对全球化的思考应该开始于建国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建党时期，毛泽东及中共关于全球化的思想已经产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整体上都与中共对全球化的认识密切关联。建国前，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共对革命对象的分析以及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制定；建国后，则深刻影响了新中国内政与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一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的判断主要体现于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在今天，主流“全球化”概念，强调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强调全球性力量对民族国家一定程度的超越和对整个世界的冲击与整合，是多样性的共存和相互作用，而不是一个一元化的世界。在毛泽东所处时代，在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的上半叶，全球化在价值取向上绝不是多样性统一，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的全球扩展。这是毛泽东形成对全球化本质认识的基本背景。

　　毛泽东对全球化思考的理论源流，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列宁的相关思想。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中：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发展，它使世界真正成为一体，资本主义后的世界史是其生产方式对世界其它区域的扩张和改造的历史，是资本主义“化全球”的历史；而未来伴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将开始社会主义化全球的进程。列宁也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观察资本主义全球化。他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虽然看到资本主义扩张的残酷和血腥，但更强调这种扩张对落后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列宁则相反，他强调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帝国主义化，资本帝国的生命力来自对落后社会的扩张与掠夺，结论是，帝国主义是阻碍落后社会实现正常资本主义化的反动力量，后者的进步只能通过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的认识，是20年代初通过莫斯科远东会议接受列宁相关理论而逐步形成。远东会议的直接目的是抵制华盛顿会议。巴黎和会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发表倡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自决权的国情咨文，巴黎和会上美国政府一度对中国索回主权的要求予以支持，由美国主导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主题之一又是解决日本归还中国山东主权的问题。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引发当时中国相当数量民众对美国的好感。苏联当时召开远东会议意在启发远东各国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放弃依靠帝国主义来挽救民族危亡的幻想。刚成立不久的中共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被宣读，提纲中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民族殖民地思想被代表带回国内，其核心精神被中共二大整体接受。远东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痛恨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但总体上，他们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关键在于自身封建势力，列强侵略只是一个外在的和次要的因素。二大之后，全党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在接受列宁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统一，又随实际发展不断得以丰富。

　　帝国主义理论增加了中共审视国内问题的一个全球视角。此后它长期以来都是中共国内国际政策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帝国主义理论是中共及毛泽东对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系统化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大的方面的内容：

　　(一)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对世界的掠夺和控制。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化来实现自身的富强与进步

　　中共和毛泽东接受列宁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显现出资本侵略掠夺的本性，到帝国主义时期，资本扩张已经成为持久的控制性掠夺并形成两个后果，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和宗主国的更加富裕发达。二战之后，旧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资本全球扩张也改变殖民化时期赤裸裸的侵略形式。但中共认为变化了形式，并没改变其本质。周恩来建国后对美国“世界主义”进行批判，概括了中共对新形式的资本全球化性质的认识：“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1］(P91)

　　中共也接受了列宁关于落后民族发展前途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落后民族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化来实现富强进步。帝国主义不允许落后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2］(P667)，落后社会的殖民化状态对资本帝国最为有利。因此帝国主义总是同落后民族中最反动的力量勾结起来，反对殖民地社会的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具体到中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首先的原因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2］(P679)。落后民族的图强之路，只能是同国际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反抗并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二)当今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历史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全球发展替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

　　承袭列宁，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2］(P679)。当今时代总体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霸权本性加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使后起帝国主义强国必然为获得更多的殖民地谋求更大范围的霸权而发起战争。现代战争将推进两个制度间斗争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将引发人民革命并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发展。

　　毛泽东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战争。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因为战争会带来眼前的灾难。但同时帝国主义战争是人民革命的良好契机，从长远看，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必定是对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有利的，对此毛泽东坚信不疑。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的战争观变化，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性质，将导致战争双方共同失败。毛泽东反对这种观点。在中苏论战中中方坚持一旦帝国主义挑起核冲突，“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3］(P62)。毛泽东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东欧和中国一片社会主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失败和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4］(P206－7)。

　　自中共二大以来，贯穿一生，毛泽东始终坚持用帝国主义理论对全球化进行分析，但也有变化。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现出与他以往时代理论的重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分析，但“革命”的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他强调时代主要矛盾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革命”的总前途是“社会主义”。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分析时代主要矛盾则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革命的前途不再强调“社会主义”，而强调真正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毛泽东相关思想的变化从中苏对立开始，最终他认为苏联已变为修正主义，美苏间的斗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而仅仅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推论很自然：社会主义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当今时代主要的还不是社会主义战胜的问题，而是民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

　　第二，第三世界在毛泽东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作为反霸主力成为世界进步最重要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亚非拉人民“是我们的同盟军”，是世界革命“主力军”，但在60年代中期以前，对第三世界革命前途他还是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他的认识大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时代的主要矛盾，民族革命虽然是最大量的运动，但世界发展的方向是无产阶级主导的，主体应该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但在“三个世界”理论中，“革命”主导力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无产阶级，而变成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主主义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人民。变化的关键还是毛泽东认为苏联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进步力量转到正在争取独立的落后民族国家身上。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在毛泽东的全球战略中，第三世界革命的人民地位提高，由世界革命的主力军，成为世界革命的排头兵了。

　　第三，将中国定位“第三世界国家”，是毛泽东帝国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毛泽东将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阵营，是社会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者。新中国一直重视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友好关系，将他们作为两大阵营间的中间力量来争取。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将中国定位于第三世界，给中国赋予的全球责任不再是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是推动反抗现有国际秩序，实现民族国家的真正平等的国际新秩序。

　　从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已经明确改变了他对全球化前景的期待：他依旧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化，但对社会主义全球化，已经不再认为是近在眼前需要只争朝夕的事情了。

　　帝国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关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该理论在中国革命战略策略制定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其片面性也很明显。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帝国主义理论总体出现于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们的相关研究，目的在于解释马恩所论证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如期到来的原因。其基本论证是资本国通过全球扩张，缓和了国内矛盾，延缓了自身死亡。列宁的相关分析到这里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基本一致，但二者结论大相径庭。主要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认为，帝国主义发展将导致资本的全球联合形成一种“超帝国主义”发展，矛盾缓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可能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取得胜利。列宁则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也是腐朽和垂死的阶段，其灭亡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列宁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革命基于这样的判断：殖民地的反帝革命，挖掘着帝国主义根基，因此就帮助了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共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理论上直接承继列宁和共产国际，将中国革命及其前途与世界革命紧密联系：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早已过时。第二种世界革命，开始于十月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中国革命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经由新民主主义建立社会主义［2］(P671－672)。

　　将中国革命放于世界大局中考察，放于全球发展中去定位，使中共对重大问题的分析透彻深远，战略方针制定高屋建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定位以及社会主义前途的确定，首先都是得益于这个全球发展大势的分析，以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把握为前提。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将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运用于近代中国问题具体考察时，中共及毛泽东也存在绝对化和片面化的倾向，许多问题的分析结论存在明显偏差或不足。

　　由于强调全球主要矛盾对中国的主导作用，毛泽东及中共强调帝国主义是导致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主导因素，而对国内因素相对强调不够。毛泽东历来强调“……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2］(P633)，国内的反动势力是依附于国际反动势力的，“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2］(P606－607)，“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2］(P638)。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更多次用到“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5］(P1496)或“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5］(P1224)的词句，中外反动力量间的关系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5］(P1465)。在中共和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力量的总后台和总根源，而民族社会内部的敌人则是依附性的。这个总体分析运用到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中结论时有偏颇，分析美蒋关系如此，抗战前对统治集团加入抗战可能性的分析，也是如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2］(P606－607)中国反动派对国际帝国主义存在一定依附无疑是客观现实，但将其绝对化，就失于简单化。建国后毛泽东不断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的主要矛盾，忽视中国的深厚封建传统，这既与他将社会主义抽象化和概念化有关，也与过于强调全球因素的主导而对中国主体因素作用认识不足相关。将全球性因素夸大，轻视导致社会问题的内部原因，是毛泽东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是其后的许多新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不足。

　　二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从总体上，都是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挑战与反抗。革命，是摆脱中国在资本全球化中被不断边缘化的依附状态。建国后，毛泽东同样领导中国不断挑战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控制下的不平等世界秩序。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应对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倡导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倡导国际社会“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以及支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全球斗争。

　　(一)倡导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是新中国对抗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重要方式

　　毛泽东极度重视国家主权不被外来力量侵犯，极度重视“独立自主”。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称为“民族民主革命”，将帝国主义看作中国革命的“首要敌人”，将反帝争取独立作为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目标。中国革命的这种自我认识，首先是基于前文所论的全球化判断，同时也有中国近代历史民族情感基础。

　　建国在即的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5］(P1465)。这番话充满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情。

　　毛泽东以“独立自主”挑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同时整个20世纪50年代“独立自主”与中国加入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并行不悖。建国之初中国的“一边倒”方针，事实也是加入社会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主动选择。1949年，民主人士陈铭枢曾一度负责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同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接见陈铭枢。根据他们的指示，陈铭枢在提交司徒雷登的备忘录中对“一边倒”方针作了解释：“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依赖别人的意思。中共与毛泽东将“一边倒”方针和“独立自主”原则分别作为新中国的政治路线和民族立场，认为二者是不容混淆的。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但又彼此不同［6］(P148)。中共表明的态度是，决不会因政治路线而牺牲民族立场。而事实上“一边倒”这条“政治路线”的确立，不仅不牺牲中共的民族立场，反而是以服务民族立场为前提的。

　　毛泽东做出“一边倒”的决策，除意识形态立场和对全球发展的判断，也有现实考量：他认为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可以平衡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和对日本的扶持以便保障新中国的国防，同时可以获得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之后不久，毛泽东将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时间表提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也是进一步向苏联表明自己“一边倒”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之前，美苏之间的斗争已经在世界范围展开，两大阵营的分割、分立已经十分清晰。这种分割分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这一时期的国家对外政策，带有清晰的意识形态集团集体行为色彩。经济上，战后援助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20世纪40年代末西方国家还建立了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两大分割市场体系业已形成。毛泽东认为中国基础过于落后，新中国要巩固和发展需要大国的支持和援助。毛泽东从未怀疑新中国必须与苏联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问题是能否同时保持与美国的友好。毛泽东做过尝试，他的结论是，新中国如果采取一方面与苏联加深关系，一方面保持与美国若即若离，那么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将会是苏联对中国存有戒心，援助不大，并将继续保持在东北、新疆的特权，而美国仍不会援助中国，除非中国接受其附加条件。这种中立政策，实际上只能是被孤立，“对民族是不利的”［7］(P175)。

　　毛泽东最终判断：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对我愈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虽然中共和毛泽东将“一边倒”与“独立自主”作为政治路线和民族立场两个问题提出，但事实上，二者统一于民族立场。中共认为“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全球进程的政治路线会对民族振兴有着重大促进，中国也确实由此获益匪浅：苏联的援助大大促进了初期阶段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倡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发展，是一种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制度的全球扩张，是独立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其中并不包括经济方面的全球融合和一体化。关于国家主权范围，毛泽东的认识是有变化的。建国之前尤其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国在华投资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认为凡是外国在华投资就是侵犯中国经济主权。而在建国之后，凡事关所有权的问题，毛泽东都认为是主权范围内的，是不容外国插手的。他认为外国投资是对一个国家经济主权的侵犯，是该国经济主权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拒绝苏联的邀请，坚持不参加苏联的经济集团——经互会，对苏联提出与中国合资在华办厂毛泽东也十分愤怒，认为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在经济上的重要表现。经济如此，军事、政治更是如此。毛泽东后来不让苏联在中国投资建立海军长波电台，并对苏联此提议恼怒不已，认为这不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为而是帝国主义行径，也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这种认识。

　　具体和历史地去看，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联合方面的要求确实有对中国进行控制的企图，我们从苏联与东欧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这一点，毛泽东的拒绝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毛泽东不是将这些事情具体化、个案化，而是把它们作为新中国的主权原则，这就将主权范围扩大了。

　　今天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独立自主，概括起来，一是自主决策，二是立足本国力量。从立足本国力量的角度讲，真正的大国都是独立自主的，但不意味是自给自足的。从自主决策的角度讲，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任何独立自主都有相对性。因此，今天我们所谓的国家内部事务的独立自主，是一种国际社会中的对等权利，而不是没有限制的绝对权力。

　　从实践中看，毛泽东对“独立自主”的认知与我们今天有共同之处，也存在重大不同。它们都共同包含自主决策和立足本国，但毛泽东的立足本国带有明显的自给自足的目标倾向，而自主决策则明显是一种无限制的绝对国家权力。另外，毛泽东认识中的社会主义全球发展，并不包括经济的全球融合和一体化。商品市场可以开放，但所有权领域是绝对封闭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对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因此，在毛泽东那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形成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必然的进一步全球一体化融合与发展。可以说马克思无疑是从全球化视角来观察资本主义的世界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但毛泽东则仅只是以全球化视角考察并准确判断了资本主义世界，他所展望的未来却不包含真正全球化的内容。

　　(二)倡导“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是毛泽东在更大范围对帝国主义秩序的挑战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是新中国国际交往中坚持的一贯原则。毛泽东体会近代被压迫被欺侮历史给中国民众造成的深重心理苦痛，对弱小民族和国家产生深刻的同情之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是针对大国的原则，是为小国、弱国伸张权利的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不平等的全球秩序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向世界宣布：中国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不称霸，将来富了，也不称霸。“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4］(P256)，“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8］(P242)。在同亚非拉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多次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9］(P378)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原则中倡导的平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等尊重所有国家的内政，即国家主权；二是平等尊重大国和小国的国际事务发言权，即建立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新中国外交实践中，这种平等的尊重给第三世界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获得它们广泛好评，也使中国交到了许多真诚的第三世界朋友。

　　在平等尊重国家内政问题上，新中国外交强调国家间“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是主张一国政府拥有处理该国内部事务的绝对权力，不容任何他国置喙。从对新中国外交实践考察中，可以看出新中国实施的是对等尊重的原则：对“尊重”中国主权的国家，中国对等地予以“尊重”，通常是对该国内政外交政策予以支持或至少不予置评，即便其中有国家政府对内施政不民主甚至独裁；对“不尊重”中国主权的国家，中国对等地予以“不尊重”，尤其对美国这种对中国处处横加指责的国家，中国从来都针锋相对激烈抨击其内政外交的“反动”与荒谬。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抨击对象又增添了苏联。

　　如前所论，毛泽东所主张的主权概念，强调一国政府对其内政及外交政策的决策及实施拥有全权，它国不容干涉。事实上，现代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在民选政府可以基本等同于由其议会或大政府实施；非民主政权，其政府行使主权的合法性会被国际社会质疑。当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主权原则坚定不移。中国经常强调，“一个国家的事务由该国人民自主决定”，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则是以承认各国现状的合理性为前提的。与中国友好的政府，无论其是否民主选举产生，无论其国内政策如何，中国都予以“尊重”和承认。这个原则在当今中国基层社会仍有广泛认同，但此原则实施经常对中国国际声誉造成损害的事实说明，该原则与国际社会的价值共识有偏离。这种政策理念，在理论上，过于简单化也过于传统；在现实性上，则失于实用主义。

　　(三)毛泽东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挑战不止于倡导新的原则，他积极支持多国的独立与革命运动，并试图建立全球范围内反帝统一战线，改变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控制下的全球秩序

　　毛泽东倡导新的原则以改变旧有全球秩序，他也力图形成世界多种力量联合，直接抗击帝国主义的全球控制。他积极支持多国的独立与革命运动，并试图建立世界范围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他的努力形成一定反响，但相对于他的目标，则成效甚微。他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止于构想。

　　全球统一战线建立的依据，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压迫必然导致反抗。这一判断延留于他在革命时期的概念与逻辑，毛泽东坚守终生，也把它运用到了全球问题的分析上。该逻辑揭示了全球问题的部分现实，但如果用它来概括国际社会的总体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则失于片面。首先，关于压迫与反抗。在众多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独立之前，或许可以用它来概括全球主要矛盾，但如果强调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主要关系，则既使在主要的方面也是不准确的。而在民族国家独立之后，以此来归纳它们与前宗主国的关系或与美国和“苏修”的关系，也是片面的。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持续贫困、政治不稳定以及受西方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剥削，必将驱使他们去寻求革命的解决办法。事实上，美国、苏联同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在主要的方面确实有控制和反控制的内容，但作为控制的手段也作为对接受控制的回报，霸权大国同时会给这些民族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军事保护。对这些国家来说，后者无疑十分具有诱惑力，他们对大国的心态是矛盾的，其国际行为在总体上绝不是如毛泽东所判断的，唯一趋势就是“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必然兴起。1965年中国原打算组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由于许多国家反对中国把苏联排除在会议之外，会议没能举行。在提出反美口号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国也在亚非国家遭遇阻力，这都说明当时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分析缺少具体和细致。

　　毛泽东的全球反帝统一战线战略，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同样源自他的革命经验：分析并划分左、中、右势力，形成左派、中间派的联合，分裂右派，孤立打击最主要敌人。“三个世界”理论中，第一世界是右翼力量，第二世界是中间力量，第三世界是进步力量。毛泽东的构想就是力图实现全球范围的“左派”和“中间派”甚至部分“右派”力量的最大联盟，以孤立、反对主要的敌人，在当时就是苏联。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原因，毛泽东的全球统一战线战略始终止于构想。

　　综观毛泽东对全球化的认识与应对，可以说兼有得失。它们曾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过去，在当今社会也有相当影响。其思想与实践的正确与错误部分，都应得到我们的足够重视和细致考察并作为新时代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宝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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