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

　　关 键 词：思想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法宝

　　作者简介：董仲其(1949-)，男，重庆市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审。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6-0046-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具有相互关系、相互贯通的概念、要素、观点构成的科学体系，最根本的是探索和回答三大基本问题形成的三大基本观点，即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所形成的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观点；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所形成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观点；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所形成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三大基本观点自成系统又相互贯通而成。这三大理论观点的形成，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共同之处，即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一脉相承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相随相伴，其是法宝，是先锋，是前进的巨大推进力。

　　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从实践和理论上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观点

　　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其后，列宁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1]。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以前苏联的观点为主，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看法：(1)消灭了剥削，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2)实行按劳分配；(3)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4)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5)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基本上承袭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看法，并以此为标准，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说我们没有取得成就，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2]；亦如2006年胡锦涛同志所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长时期以来，虽然毛泽东也看到了前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过“以苏为鉴”，并探索过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然而从基本的方面分析，他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看法没有突破，反而还根据一些错误的认识，坚持和强化了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弊病，同时，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探索总体上也是不成功的，因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长期徘徊，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距离。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源于理论认识的偏差。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发生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问题，引起了邓小平及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思，反思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践社会主义必须明确两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引起邓小平及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反思的还有，处于同一空间和时间的资本主义则取得了较之社会主义更好更快的发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质疑，因此，问题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突破。由此看来，“反思”的本身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思”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

　　虽然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最著名的是他对调整人民公社生产关系所引用的刘伯承常讲的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3]来作为指导的“猫论”，他认为，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采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这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生产关系的一种纠正，从意义上讲，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但是，邓小平此时还是一种个别的零星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到社会主义观的本质。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从教训的角度给邓小平提供了全面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他在第三次复出后，在他恢复和重新确立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他首要并一直关注的是，如何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从“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观中解放出来，从传统社会主义思维定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拨乱反正。因此，20世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在不同地方、不同场所不断地讲，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4]，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在这里，邓小平的态度是明确的，第一，在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破除“左”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仍然是第一位的；第二，要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第三，社会主义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社会主义观中关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观点，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些观点也浮出水面。

　　改革开放的实践，深化着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他带动全党、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相继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国社会主义要继续发展，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必不可少；生产力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观点；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硬道理的观点；公有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观点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改革开放遇到巨大阻力，受到方向错误、道路错误的指责，这就重新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尖锐地提了出来，改革开放一时似有停滞之忧。在此重要时刻，邓小平又一次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再次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高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5]由此破除了把解放生产力仅仅同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相联系的传统观念。他还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由此，邓小平得出一个全新的结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至此，邓小平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观点诞生。这些观点是：(1)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要弄清社会主义的本质；(2)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不产生剥削阶级，三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和根本区别；(3)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4)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5)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硬道理，要坚持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速度；等等。

　　邓小平新的社会主义观最终能够诞生的关键，除了他很高的理论造诣和大智慧之外，最根本的是他一次又一次高举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法宝，以中国建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十多年不断的理论突破，以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状况的批判认识综合在一起，把经济的运行机制同社会的制度剥离，破除了计划经济天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天然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的传统观念，解开了困惑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各个国家在实践中和理论上的难题。这是邓小平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成果。

　　平稳顺利完成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班后，进一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落在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身上。在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过程中，还要不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回答。接班以来，一方面，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并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一些人产生了改革开放是否走错了路，举错了旗的疑虑。因此，需要继续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虽然邓小平新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观点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但这些观点还有待于在实践中细化、深化、发展，因此，这也需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对待，不然，也容易形成新的教条主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7]坚持基本原理，不拘泥于某些观点，这一点对邓小平理论也不例外。鉴于以上两方面，所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并没有停留在邓小平已有的观点上，而是以这些观点为指导，丰富着、发展着这些观点。

　　总的来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细化、深化、发展了的观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邓小平提出了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细化为“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8]显然，这种细化本身就体现了创造而非守成的精神。根据这一思想，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初级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而丰富了邓小平的观点。

　　(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拘泥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重要特征和基本特征的观点，而是在赞同的基础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的观点。所谓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协调发展，相辅相成。这是在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方面。而在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方面，则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9]的观点。在这里，生产关系的不同主要是指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不同；上层建筑的不同主要是指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这是从制度层面上对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分。非常明确的是，两种社会的根本不同不包括社会生产力方面。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出完全新的观点，但他综合了邓小平的观点，是一种更概括的讲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这对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0]在这里，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我们不是为发展生产力去发展生产力，而是为着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去发展生产力；同时，把后三方面也作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对待，特别是把“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作为一个根本任务提出，是创新的提法，针对性很强，提示我们时刻不忘积极主动地体现和展示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和优势。

　　(四)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创新，它还需不需要发展？能不能发展？对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中隐含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明确化、具体化了，他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1]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江泽民同志接班以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情况的新认识——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和迫切性。迫切性在于，科技革命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科技进步的关键又在于高素质的人才；现实性在于，我国已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也能够提供促进人的素质提高、全面发展的条件。因此，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也承继了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发展，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上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本目的。和谐社会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构成要素各方面相处状况的一种相互适应的协调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互相适应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