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防止和反对腐蚀的问题，说到底，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权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能及时地为全党确立了防止腐蚀的正确方针，这除了我们党的性质、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基于对执政后面临的新的环境、历史传统和权力两重性的清醒认识。它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着胜利后执政的考验。“三反”运动是在毛泽东亲自倡议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党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这场斗争提供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值得继承和借鉴的。

　　关 键 词：毛泽东；防止腐蚀；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梁柱，男，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防止和反对腐蚀的问题，说到底，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权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明确的方针，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廉政为民的建设，坚决惩治贪腐、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关系的重要时刻，重温党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有重要启迪意义的。

　　一

　　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首先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然后发展到全国性的胜利；党在局部地区胜利，也就开始了党在局部地区执政。因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反对和惩治贪污腐败现象，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也就成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项任务。毛泽东一开始就十分警惕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作风，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①他列举了官僚主义在当时的两种表现，即命令主义和不理不睬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号召大家“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同资产阶级联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容易沾染国民党的作风，在政府机关中官僚主义和追求享受现象有所滋生和发展。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③毛泽东极端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共产党人要提倡民主作风，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当时，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一些人不以为然，怀疑它的正确性，毛泽东却高度评价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并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随后他提出要严格、彻底、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并指出“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④。这些都为人民政权建设、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积累了丰富经验。

　　诚然，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在党内和政权机构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但毕竟还不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因为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不允许我们脱离群众，逼迫我们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但是，取得全国性政权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因而当革命临近胜利的时候，如何避免历史上农民战争由胜利复归失败的教训，如何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切实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成为党和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300周年。在这部论著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以至于翌年陷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此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并列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毛泽东对郭文极为重视，4月11日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特意推荐，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⑤同年11月21日，他还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⑥并希望他能继续写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文章。这时，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见端倪，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因胜利而骄傲，因舒适环境而滋生享乐腐化思想，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而党外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过善意的劝告。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同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作了长谈，黄炎培提出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当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根据延安时期执政的经验，提出了一条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他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⑦并告诫全党，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六项规定，这就是：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这些就是毛泽东后来重申的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毛泽东的这个预见和警告是及时而深刻的，它实际上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着胜利后的执政的考验。

　　二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能及时地为全党确立了防止腐蚀的正确方针，这除了我们党的性质、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基于对执政后面临的新的环境、历史传统和权力两重性的清醒认识。

　　毛泽东把将在全国执政看作是“进京赶考”，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在他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自身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这是对我们党面临的新的斗争环境的深刻认识和说明。对于这种新的环境可能使一些共产党员经不住考验而变质的危险，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刘少奇在1948年12月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就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⑧周恩来也说：“我们一旦取得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⑨这些都深刻说明，党的执政地位既为建设新国家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同时也存在被腐蚀而蜕变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危险。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有着深厚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传统和土壤。这是大家容易理解的问题，这里以一个实例来说明老一辈革命家对这种传统势力的清醒认识和正确态度。1959年春，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谢觉哉还与身边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他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所谓“官国”传统，就是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思想，有官就有权，当官就可以作威作福，欺压鱼肉百姓，以至于官比法大，以权谋私。如果这种作风侵入我们党内，就会从根本上违背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党性原则，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谢觉哉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概括为“官国”的遗产，这是对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形象说明，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的，权力具有两重性，人民赋予的权力，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能被用作谋取私利。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到了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存在的这种危险。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所固有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还难以达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社会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是鱼与水、种子与土地、血与肉相连的关系，还是高踞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谋取私利，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同时还要看到，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旧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并影响着人们。像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遗毒根深蒂固，这不能不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复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正是谢老称之为“官国”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源所在。

　　谢觉哉在井冈山慰问老区人民时曾说过，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保证了革命的胜利。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是的，进城之后当了官，面对可能滋长的特权思想和作风，一些从井冈山，从万里长征，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求索破题之途。

　　毛泽东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在这里，他仍然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怎样才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在1937年《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关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⑩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11)他认为，要防止和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12)。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与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他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依靠群众的监督力量，来保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防止腐化变质，同时他又强调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场谋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搁置，被践踏。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之能始终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如果说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还过于严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却更加显示出这个警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勿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当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赴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行笔至此，更加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官国”的传统有多么深厚的土壤，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习惯势力。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事业的拥护者，都要同这种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我们要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教导：官气和特权思想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共产党员要勇于埋葬官场习气，打破特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