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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
2015年07月14日 09:00 来源:《毛泽东研究》(长沙)2015年第2期 作者:陈金龙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毛泽东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经历者、观察者,对《新青年》的性质、社会影响进行了评点,认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从思想启蒙、政治意蕴、文化转型、中共成立、国人解放等维度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为思想界、学术界研究新文化运动,建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基本思路。毛泽东是《新青年》的读者、作者,也是《新青年》的经销人,对《新青年》较为熟悉和了解,有直接的观感和体会,也就有资格评点《新青年》。可见,尽管毛泽东对《新青年》未能作出全面的评价,但触及了《新青年》的性质与社会影响,从中透出的是毛泽东对《新青年》的推崇和赞许。

关键词:毛泽东;青年;文化;陈独秀;人民出版社;评价;五四运动;文学;民主;选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金龙,男,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毛泽东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经历者、观察者,对《新青年》的性质、社会影响进行了评点,认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从思想启蒙、政治意蕴、文化转型、中共成立、国人解放等维度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从形式主义偏向、对底层社会影响有限等方面反思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毛泽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为思想界、学术界研究新文化运动,建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基本思路。

  关 键 词:毛泽东;新文化运动;评价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纪念活动与中共历史记忆的建构”。

 

  毛泽东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经历者、观察者,自身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思想的转折变化,见证了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新文化运动之后,毛泽东在回溯历史、思考现实的过程中,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基本主张、历史地位、历史局限进行了客观评价和分析,为思想界、学术界研究新文化运动,建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基本思路。

  一、评点《新青年》的性质与影响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一年后改名《新青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其影响①。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对当时体育之弊进行了深刻分析,从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四个方面阐释了体育之效,并提出了运动之法、运动应注意之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1920年8月,毛泽东起草《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时,规定“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②。基于这一经营理念,《新青年》列入了文化书社经销的范围,并成为文化书社销售较多的杂志之一③。

  毛泽东是《新青年》的读者、作者,也是《新青年》的经销人,对《新青年》较为熟悉和了解,有直接的观感和体会,也就有资格评点《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④,这是毛泽东对《新青年》的基本评价和介绍。

  《新青年》创办之初,本为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启蒙刊物。《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将办刊宗旨定位为:与青年诸君商榷“修身治国之道”,介绍世界各国“事情学术思潮”,“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⑤。基于这一办刊理念,1915-1917年,《青年杂志》、《新青年》介绍了近代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唯意志论、民约论、社会主义论、国家观念、人权学说,阐释了近代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关注了妇女、教育、尊孔、国民性、家族制度等现实问题,探究了青年应当具有的精神、气质与观念,提出了“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等主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⑥。这是对《新青年》早期性质的基本判断,符合这一阶段办刊的旨趣与理念。

  《新青年》开启蒙之先,尽管“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⑦,但仍引起了有志青年的关注和兴趣。恽代英在1919年4月24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这样的感受:“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⑧1919年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青年》在当时的社会吸引力。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⑩这一心路历程的变化,足以表明《新青年》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的主旨从致力于思想启蒙逐步转变为关注具体的时政问题。针对当时“何必谈什么政治”的质疑,1918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申明:“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11)此后,《新青年》逐渐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靠拢,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并于1920年五一节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1920年9月,《新青年》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办刊旨趣亦由批评政治、注重启蒙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在《新青年》的周围,聚集了一批青年,并开始成立各种组织。如长沙新民学会、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天津觉悟社、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等。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2)。这是《新青年》社会影响的另一表达,说明了《新青年》在社会团体组建过程中的思想引领、凝聚人心作用。

  可见,尽管毛泽东对《新青年》未能作出全面的评价,但触及了《新青年》的性质与社会影响,从中透出的是毛泽东对《新青年》的推崇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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