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武汉大学龙斧教授和王今朝教授就“改革的方向不是私有化”的主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经济改革的方向，揭露私有化思潮的错误和危害。

　　 文章指出，改革的根本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改革”不能要，不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要反对。

　　 具体而言，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代价的生产力发展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以两极分化、贫富差别为代价的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以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为结构性特征的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以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为成本的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本篇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提出了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改革讨论的几种方法，即：认识到改革的动态性和两面性，区分现象与本质。

　　 当前，围绕中国改革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方法论问题，如把对改革讨论简单化、极端化，或把对立面观点、不同声音推向错误极端，或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有的则在对事物的衡量与分析上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这些方法论现象与唯物主义方法论相对立，有悖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另一方面这些现象与封建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方法论渊源。

　　 一、把改革讨论简单化、极端化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或“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社会主义的草”，都是这类把改革讨论简单化的表现。

　　 从方法论看，这个“宁要”命题带有逻辑荒谬性和方法极端性。首先，它对事物概念、内涵做了强加式定性，即似乎“资本主义必然、只能产生苗，社会主义必然、只能产生草”；“我的方案再不完美也是改革，与我不同就只能是反对改革、导致危机”。其次，它制造了一个非“A”即“B”、黑白分明的逻辑条件，任何观点、思想只有两种选择，这样结论也就简单了——谁不要“不完美的改革”就一定是要不改革的“危机”，谁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一定是要“社会主义的草”，这个逻辑再加延伸后，就成了“谁要与我的观点不一样就是反对改革，谁要指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反对改革。第三，在上述前提下，“改革”的性质、目的与手段与方法的科学一致性被代替或取消了，只要是“改革”口号下的方案、方法、手段、模式、政策就一定是正确的，而与它们不同的观点、意见都是“导致危机”或“反对改革”的。

　　 用这种荒谬、极端的“宁要”方法论下产生的命题来逼迫选择、黑白划线、对与己不同者“戴帽子”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法并非没有先例，文革中就有“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命题。用这种方法论极端化下产生的“非此即彼”来达到“唯我独尊”、“唯我正确”、“唯我是从”之目的，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纵观中国历史，正是这种方法论及其结果，屡屡给社会、民族、民众带来心理的伤害、思想的混乱、理论的脆弱、信心的丧失、价值观的矛盾、前进的迂回和发展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