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开合、俯仰百变。中东的难民潮、不时发生的恐怖袭击、土耳其的“再穆斯林化”、欧洲反建制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以及英国脱欧公投等事件渐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所有令人惊叹的事件中,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无疑受人们关注。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的当下,“美国优先”是否可行,正当性基础又何在?美国学者罗尔斯在《万民法》说:无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个社会边界的划定有多么的任意,但政府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作为有效代理人,对自己的领土、人口规模以及土地环境的完整性负起责任。马克思、恩格斯的终极理想是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他们也强调,在无差别的理想社会到来以前,劳动阶级争取解放的形式首先是民族的,他们的斗争舞台是国内。因而,一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合意的。

　　然而,当下的国际秩序及全球治理机制萌芽于二战后期,形成于冷战期间。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联合国的架构及其运作模式,主要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虽然它在止息人类纷争、增进合作和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本质上是强权政治和大国争斗的产物。就程序正义而言,它在起点上就是不公正的。平等尊重各民族、各国家的基本权利,在康德看来是人类和平的前提。这一前提不是从经验事实中导出,而是实践理性范畴中的道德义务、绝对命令。不然,人类只能停留在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

　　为了走出丛林法则统摄的世界,人类需要通过契约建构秩序。世界秩序如果是正义的,那么法则的制定必须体现形式上的平等。对此,规则制定者事先应当忘掉身份,用罗尔斯的话说必须置于“无知之幕”背后,且不能求助于某些宗教、道德学说所宣扬的“善说”。这样,一个国家中的对外的(合法的)平等,也就是国家公民之间的那样一种关系。这样,各方参与制定的法则才是公平的。

　　战后国际秩序的型构是一国主导的,其法则是众多国家“不在场”的情势下制定的。所以,战后的国际秩序无论是起点、规则还是过程都存在不对称性。没有程序正义,就难以有实质正义。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以后,借助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显著下降。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全球11亿人脱离赤贫。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世界发展呈现极端的不平衡。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主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