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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在“和合共生”中世代相传
2021年11月16日 15: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金天栋 字号
2021年11月16日 15: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金天栋
关键词:和合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容摘要: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

关键词:和合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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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个判断无论是对治国理政、社会建设还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都日益彰显出其无与伦比的引领意义。本文就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学理回顾,与读者共享。

“和合共生”理念的传承

 

  (一)中华民族先贤关于天地人、万物互联共生的逻辑阐释

  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在五千多年的传承中持续不断地探索万物内在结构的机理,生命起源的秘密,社会生生不息的原因,积淀了丰富厚实的学理性知识体系。诸子百家、百花争艳,其中《易经》被先人视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意思是诸子百家的学理性逻辑均起源于对万物结构、生命起源、赓续传承的思考。如果说《易经》已对相关问题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学理性回答,那么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位又一位先贤提供的理念在不断深化相关认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和合共生学理性逻辑体系。

  西周末年,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讲万物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在区别“和”与“同”两个概念的过程中揭示了差异是一切发展的契机,从根本上回答了万物起源、万物变化发展之源。其中“和实”既是关键词又是世界万物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之所以“同则不继”是因为没有内在动力机制。

  春秋时期的孔子称赞“和而不同”的存在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异、差别,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如果说“和实生物”重在讲万物因差异之间的协调、匹配、契合带来变化发展,那么“和而不同”则表达了万物如何存在的基本理念。孔子发展了这一思想并用于认识人类社会,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区别,在倡导以“和而不同”作为做人处事、建立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的同时,揭示了万物存在的基本形式。

  春秋末期的老子在《道德经》中以“万物负阴而抱阳”深刻揭示了万物内在结构的基本形态。该表述虽然没有出现共生两字,但是其所提供的场域和语境,表明其是对共生存在的结构形式描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阴与阳是对万物对立两面的抽象表达,然而与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的对立观不同,共生理念认为两者之间不仅对立而且在互联互通中相互纠缠、相互契合匹配,能在“负阴而抱阳”中形成相互锁定的结构状态。这与当代人们认识世界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性相类似。

  战国末期的荀子在《礼论》中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他同样以高度的哲学抽象为人们揭示了天地万物如何构建和合共生的世界,更接近当代人对世界万事万物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按照中华传统文化理念,天是阳,地是阴,天地关系也是阴阳和合共生关系。据此理解,万物生生不息、变化万千,都与阴阳关系和合度、交合度、舒适度、满意度联系着。如果说老子所言“万物负阴而抱阳”显示的万物内在结构,给人的观感更多的是一种静止状态,那么荀子此言则讲天地万物如何生、如何变,是一种过程动态的描述。如何生?其意是阴阳之间的和合、匹配、契合、协调……从而使万物生生不息。如何变?其意是阴阳之间的互动交合、交汇连接、相互影响、互联互通是万物变化万端的源泉,不仅形成生的过程而且构成变的过程,因此使世界不仅生生不息而且万紫千红。

  总之,在数千年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先贤在认识世界、改造社会、揭示世界与社会奥秘的艰辛探索过程中,早就注意到“和”、“和合”的结构功能作用,早就肯定“和”、“和合”的价值导向作用。然而,近现代的学术界都没有注意到中华民族先贤采信“和”、“和合”在学理逻辑上存在一个根本前提和一个根本目标。这个前提和目标就是:“共生”,即世界万物不仅互联共生而且追求共生,世界、社会是在和合共生中成就的。万物和合共生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并且构成了万物存在与变化发展的全过程。虽然检索古代文献至今还没有发现使用“共生”概念的事实,但是检索历代思想家的文化遗传可以肯定“古国时代”(先秦时期)的先贤已经按和合共生存在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意愿作为分析前提,不仅使人们感受到人类社会存在于和合共生之中,而且让人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透视天地万物、人类社会的和合共生性:一是用“和而不同”表达和合共生的存在状态、存在形式;二是用“和实生物”表达和合共生如何带来生生不息;三是用“万物负阴而抱阳”表达万物互联、和合共生存在状态、存在形式的内在结构;四是用“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表达和合共生为什么能给事物带来生生不息与变化发展。“和合共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

  (二)将“和合”与“共生”结合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社会共生存在与变化发展的机制

  首先,“和合”与“共生”的结合揭示了中华民族先贤对自然界、人、社会存在与变化发展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天地万物、人类社会虽有差异、矛盾,但都是互联共生的,且差异、矛盾存在于互联共生的过程之中;天地万物、人类社会不仅是在相互连“接”、相互交汇畅“通”中实现和合共生,在“和合”过程使共生得到延续,在“和合”过程中使“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从而实现变化万千。因此,恰当地使用“和合”有利于相关各方都受益,是利他利己的好事。任何个体利益都存在于群体性利益的和合共生之中,都在群体性利益的和合共生中谋利益,不仅各得其所、各尽其能而且各美其美,这是社会和合共生的基础逻辑。尤其是就社会发展而言,所有逻辑都是从行为体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独立性与共生性的共生关系逻辑演绎中派生出来的。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因和合而共生,所以凝聚了所有“生”的要素;为“生”而“和合”实现的则是共生。在和合过程中寻求相互匹配、契合、协调、公平公正所形成的共生关系,使相关各方无论是存在还是变化发展都能达到一定的舒适度、满意度。

  其次,“和合”与“共生”的结合揭示了中华民族先贤对自然界、人、社会存在与变化发展认识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先贤认为,天地万物、人类社会不仅需要“和”、“和合”,而且必须选择“和合共生”;其中“和合”是途径、手段、方法,而“共生”是目的,是为“共生”而“和合”;为“和合”设定的价值导向性最终规定了“共生”的舒适度、满意度、自由度。中华民族先贤强调,“和合”与“共生”须臾不可分离、相辅相成,“和合”存在于“共生”过程的始终。中华民族先贤不仅创造了多种多样“和”的表达,诸如和、和合、和谐、和解、和缓、和睦、和平……,而且提出了多种多样相关的价值判断:诸如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如《大学·中庸》提出“和必中节”概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再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再如荀子在《礼论》中提出“和而不流”概念……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在为人们认识提供方向性的同时,也提出了人的主观认知发挥的方向,从而为人的知行合一提供了逻辑的统一性。

  (三)“和合”与“共生”的结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

  首先,中华民族历史上和合共生的共识和民族包容性。从学理上说天地万物在和合中共生地构成一个生命有机体,不仅永远充满活力且生生不息,永远不会静止不变,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不仅将所有生的因素汇聚起来而且冲击所有阻碍前进的障碍。历史文献资料证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理念。《易经》已经对万物结构、生命起源、赓续传承等相关问题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学理性回答,而田野考古调查提供的证据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据位于浙江义乌桥头村的“桥头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一个9000多年前的红衣陶瓷不仅造型几乎可以和唐宋时期的瓷器嫓美,而且纹饰直接以阴阳爻的图形出现,与流传至今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完全一致。这不仅足以说明《易经》文化源远流长,并且把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文明史至少向前上溯了两千至三千年。如果说伏羲创八卦至今仍然只能作为传说来看待,那么在“桥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陶瓷器皿上的阴阳爻则是真实的,证明在上万年前远古先人的思维逻辑已经逐渐开创和合共生学理性规则。毫无疑问,这个发现对确认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历史基因形成的年代上溯到上万年前,对确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具有学理上系统性、体系性传承提供了有益的证据。

  其次就人类发展而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当代世界是多元共生的世界,不仅多元多样而且多元共生,不仅相互之间有矛盾冲突而且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当代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世界,不仅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而且安危与共、命运与共。生存、发展、享受都是人类的追求;任何个体的自我实现都是在适应、满足他者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获得的,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性,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相互之间需要一个底线、需要一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底线、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离开这个最大公约数走向的反面就是玉石俱焚、共同毁灭。换言之,“和合共生”理念之所以能同时被政策界与学术界所关注和认可,其主要原因是双方都能以之作为共同的本体论承诺并视其为逻辑演绎的起点。

诠释“和合共生”理念

 

  “和合共生”是一个组合词,包括“和合”与“共生”两个部分。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要素的相互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通过契合、匹配、协调、融合、整合创造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过程,因此有了纠正偏差、守正创新的可能。简言之,它是不同事物之间互动发展出新事物的一种演进状态或过程。如果说,和合是事物之间的价值准则与关系规范,共生则是事物之间的存在形式(形态、状态)和行动准则与实践规范。两者相辅相成,互不可缺。

  (一)简析“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

  《国语·郑语》有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其意为,商契能协调融合“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得百姓安定、和睦地生活。《荀子·王制》在谈论人与动物的区别时指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而彼不能群。”揭示了人的群体性和共生性的基础属性。荀子不仅肯定“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而且倡导人应“善群”,以“和”来“善群”。反言之,人由于懂得“和”、“和合”的合理价值取向,不仅“能群”而且“善群”,在群体性的和合共生中获得自我实现。显然,以恶对恶、以善对恶都不是“善群”的选择,而唯有“和合共生”才是出路。归根结底,它们是在诠释事物和合共生存在状态中选择“善群”、“和合共生”,才是合理的思维逻辑。

  然而,和合共生虽是万物生存的基本状态,但如何和合共生则是一个规范性问题。“和合共生”给出的规范性答案是“和而不同”与“和实生物”。

  和而不同。“和”与“不同”之间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不同”之间存在“同”,存在同一性、统一性,诸如生存的共同底线、利益的相互汇合点、安全的基本保障点,因而,存在“和合”的契合点、匹配处以及能够协调的平衡线,辩证地认识“不同”与“同”的关系,从而体认不同事物的融合、交合、契合、匹配的可能性。如果单从“同”来理解,那就是“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无一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的“专同”。所谓“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种“同”的结果很可能是阻碍事物的生发。因此,《国语·郑语》中提到要“务和同”恰是在把握万物不同这个基本点上,对万物如何能够实现“生物”的共生提供了一种规范性要求,即认可不同且寻找共性与融合不同。只有“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才不至于“同则不继”。简言之,“和同”状态的“共生”才具备产生新事物的基础条件。

  由此视之,共生是有方向性的,行为体的互动以何种理念体认物质性互动会影响共生的结构性变化。由于“和”的基础就是不同事物的共生,若国际社会要实现“和合共生”,那么其价值规范上应该“不可一”或者“共一为和”, 也就是行为体要在认识差异的基础上寻找相同、相通之处,以此作为缓解“特殊—普遍”矛盾,进而推动国际社会和谐发展。否则,陷于工具性与技术性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带来惨痛教训。

  (二)“和合共生”的结构变化

  既然共生有方向性之说,也就说明共生结构是会变化的,且结构是多样的。从结构向度来理解个体与共生的关系及其变化,个体之个性是在群体共生结构中得以实现的,个人在社会中所标签的角色、身份、地位、职业等内容脱离了共生结构便无从谈起,而个性往往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在社会分工中获得界定的。当共生结构变化时,个体属性也会发生转变,这是生产力水平和理念解放合力的结果。譬如在传统社会的共生结构中,权力是依附人格身份的。特定的人格身份能染指不同功能领域的同时,也挤压其他人格身份的分工空间,从而个体的属性分别在特定职业、生产活动与社会功能分工中得以界定;而当个体与共生的互动进入了经过物质与理念变革的现代社会后,权力与人格身份逐渐分离,个体的主体性在共生中随着精细的专业化分工而得到发展与表现。现代社会的共生结构因而在属性、分工、观念等方面与传统社会的共生结构有着较大差异。

  国家亦是如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西欧与东亚各自内部的共生互动曾出现过不同的共生结构,且有着一定的共性。“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所以,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有过为获取安全与资源而开展的联盟与均势战略。此类行为体之间纯粹出于资源与安全抑或伴随文化与身份认同而出现的共力、共生行为可视为冲突型共生结构。对该结构而言,共生是为了自身安全、掠夺资源、扩张领土、征服他者。故此,共生在这里成了实力资源,而且是针对共同体内部而言的共生。而内部更好地共生是为了对外更为强势,反之亦然,对外的资源攫取是为了内部更好地共生。其具体实施手段则显单一,无非是战争冲突。

  然而,“和合共生”理念下的共生不是为冲突和侵略服务的。它不仅是行为体力量聚合的机械“能群”,而且是有着伦理意向的有机“善群”。古罗马之后欧洲陷入封建君主国之间的纷争;而同一时期的东亚却能相对和平。其根源在于“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的“和合共生”理念。其意为适当规则能使行为体各得其所,各司其职。所以“东亚共生体系”内的行为体能在尊重物质基础与遵守相应的规范与制度的情况下,形成大国容小、小国尊大的共生结构:大国克制,不是一味使用武力、逞强好斗;小国识相,不是心怀鬼胎、以小搏大。若是为了追求均势与争夺霸权,那么古代东亚也理应出现各种联盟,不断去削弱强势国家的地位。相反在该体系内,各行为体共享一套制度规范。他们能够在此基础上,识“势”、认“势”地各取所需,并接受大体准确的利益分配与交换,进而获得对该体系、制度、规范的舒适感和认同感。因此,“东亚共生体系”虽不乏纷争,但总归是较欧洲更为和平与稳定的平衡型共生结构。

  介于冲突型共生结构与平衡型共生结构之间还有一种均势型共生结构。冲突型共生结构并非没有均势与制衡现象,但比起冲突型,均势型共生结构中的制衡战略与均势现象,其优势更多在于战略威慑,所以会出现“冷和平”现象;比起平衡型,均势型的劣势是利益的零和界定、不满足的欲望和安全上的不信任感。在均势型共生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大国彼此通过内外部的制衡方式追求实力相对平衡,形成一种维持“共生底线”的僵持状态。而实力结构变化会引起均势生成机制变化,从而影响共生结构的发展走向。均势型共生结构既可能打破“共生底线”走向冲突型,也可能在“共生底线”的基础上强化交流与认同并走向平衡型。

  总之,任何共生结构都是以利益为互动基础。从价值无涉的立场来对它作个描述性界定,即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机体生活在一起的种间相互利害关系。但是人不仅具有“种”属性,也有着“类”属性,这决定了“和合共生”必定是与生物共生不同的。也可以理解成行为体的共生互动中,除了物质性利益,观念上的交流、沟通、矛盾、冲突、认同等也会影响共生结构的形成。所以,“和合共生”是包含冲突等行为,而非其乐融融的道义表达。而且,“和合共生”比起纯粹生物共生的最大不同在于识“势”、顺“势”的“中和”理性。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学·中庸》)因此,“和合共生”的描述性界定是:行为体以制度与规范为基础,在融突互动的共同生活中实现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与满足感,并推动群体共同发展。由此视之,“和合共生”与平衡型共生结构类似。

  (三)“和合共生”的安全规范

  不同的共生结构,其安全环境、行为方式、安全理念等也会不同。国家间互动会在彼此认知与信息交流中塑造相对应的共生结构。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冲突型共生结构,以及由欧洲演化至国际社会而来的均势型共生结构都是如此形成的。与共生结构变化同步进行的是共生规范的塑造。起初冲突、战争、结盟等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内容占据着欧洲历史,以致从长时段历史来看欧洲,它就像一块战争的砧板。但渐渐地,欧洲内部的互动方式在“国际社会”的几种核心制度规范经过实践与两次世界大战后,变成了一些全球性的共生规范,一系列制度设置也成了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言的“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相对地,意识到战争危害的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冲突型共生并向着均势型共生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也如欧洲那般出现过冲突型共生结构,但经过统一战争与“大一统”的制度设置之后,“和合共生”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理念并溢出至古代东亚体系成为了集体共识。于内反复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政治传统;于外则相对和平与稳定,成为推动古代东亚发展的引擎。

  这些情况说明安全规范与安全结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是从均势型共生结构退回“安全困境”中的冲突型共生,还是识“势”、顺“势”地迈向“和合”理念的平衡型共生,这取决于大国之间互动的走势。换言之,国际社会共生环境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顺应体系环境与安全结构的改变就是让共生结构的力量使个体意识到其利益的合理性也需要做出调整。

  “和合共生”的安全规范不是否定传统安全的冲突对抗模式。共生结构的变化机制是合作与冲突。任何事物都有其“一物两体性”,冲突与合作并非不能相互转化,而是如同“阴阳两极”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力量转化之中。但是,当下国际社会的安全环境与体系结构处于一种不匹配的状态,后者不够重视诸如安全目标变化、安全议题复合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层次下移等安全环境改变的问题,从而使得全球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简言之,二战以来的均势型共生结构在安全理念、安全治理、安全实践方式上已经落后于安全环境的变化。安全问题泛化与安全领域网络化,导致“二元对立”传统安全认识论的均势型共生结构难以用“自助原则”去妥善处理,需要“他助道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因而亟需一种新的共生安全理念去匹配主客体内在统一的安全需求。而“和合共生”的思维方式有机会带来新的安全规范,即一种匹配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安全需求的“和合共生安全”。它的终极关怀是和合不同的主体 ,用“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一体化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和合共生安全”包括如下内容:(1)安全目标指向传统安全与发展问题并举;(2)安全主体多元多样且主体间关系为平等的互利共生;(3)安全模式倡导“一体化共生”。

“和合共生”理念的历史实践

 

  “大一统”源自和合共生理念,是和合共生理念的学理性逻辑演绎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观念和一体化理论的实践。秦的“大一统”是人类史上作为一个大国实现一体化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奠定了根本性的物质基础、精神(文化)基础及制度基础。

  (一)中华民族“大一统”意识的含义

  “大一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影响深远。“大一统”源自和合共生理念,是和合共生理念的学理性逻辑演绎的产物。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形成了“大一统”的丰富概念、深邃内涵,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趋向:

  首先,作为政治观念的“大一统”意识。自远古时期以来,“大一统”意识之所以被中华民族的先人一直坚持,是因为中华民族是和合共生的统一整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似乎这是统治者的观念,但是长期受该意识熏陶的大众则认为这种局面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自己和平生存和稳定发展的期望,不仅与自己命脉相连而且与自己命运与共,其结果自然是“大一统”意识被普遍接受。“大禹治水”的队伍走南闯北、穿行于“万国”之间的故事,显示了当年人们对“大一统”的认知:在共同威胁面前需要齐心合力、共同应对。中华民族的统一与中国疆土的不可分割之间的统一与结合,在历史上被视为“大一统”的最高境界。因此,中华民族与中国疆土的统一性也自然成了衡量“乱世”与“盛世”的重要标准。

  其次,作为文化观念的“大一统”意识。文化观念的多元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有了“诸子百家”的说法。但是“诸之百家”之间又具有统一性,用传统观念来表达就是“大一统”。坚持两者之间对立统一性的“大一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按《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的说法,文化是文明的成果,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塑造的中华文化尽管具有多元多样性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中华文明一根藤上所结出的累累硕果,相互之间具有统一性是毋庸置疑的。

  再次,作为精神层面的“大一统”意识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具体表现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保卫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中华民族不间断地延续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持续传承五千多年,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正是由于中华大地各民族之间和合共生,经过长期的共同奋斗才有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所缔造的历史功勋、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与日月同辉!

  (二)“大一统”意识形成、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相伴相生。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理念显示的就是中华民族由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所孕育的智慧、魅力和能力。远在五千多年前,当中华民族迈开成长步伐的时候,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也出现了走向形成民族的历史趋向,当然也有许多民族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古代民族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形成有诸多区别,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当今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绝大多数民族都是近现代形成的,因此历史性形成的民族与近现代形成的民族也不可同日而语。相比较而言,各种各样因素都使得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理念体系比其他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理念体系更厚重。

  隋朝的王通在《文中子·礼乐篇》中说人际关系有三种类型: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人际关系的形成是如此,民族的形成大致上也有相似的不同类型,尤其是近现代形成的民族更具有与此相似性的不同特征:例如因为有某种利益而聚合在一起,而当某种利益失去吸引力时,该民族也就会解体;例如因为凭借某种强势而把相关人员聚拢在一起构成所谓的民族,而当这种强势衰落时,该民族也就会解体;惟有心心相印形成的民族才能如天长地久。

  无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如果落实到具体一个个民族是如何形成当然还需要注意考察不同的特殊性。尽管世界各民族形成过程在相互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是用一种民族形成模式来否定其他民族形成的特殊性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地说,一个民族如何形成的历史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意识的萌芽和发展,甚至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该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包括对国家间关系理念的形成。之所以说研究中华民族“大一统”意识如何得到启蒙是值得的,是因为正是由“和合共生”理念催生的“大一统”意识使中华民族成为心心相印的民族。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是由无数“小一统”按照自身逻辑延伸而聚合起来的。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在旧石器时代以前就散布在中华大地的四面八方,选择各自生存发展的地区、数量不等地聚居在一起,繁衍后代,开辟山林,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后又进入新石器时代,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又创造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既改变了环境、社会,又改变了自己。然而人们看到的或许是一个个不仅分散而且各自独立的“小一统”,而且在这种部落、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个“古国”。在中华民族远古时候,因“古国”之多而有了“万国”之称。由此给人的感觉是“散”,社会结构是“耗散”型,似乎是“个体”为王。然而,如果说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诸如由于聚居地区生活资源的匮乏,诸如由于水旱灾害的侵袭,诸如由于内部矛盾冲突的发生,诸如由于拓展新的发展地域的需要,诸如由于婚姻嫁娶的原因……,似乎显示了“耗散”型特征,那么同样由于多种多样原因,远古先民聚居群落却不断出现聚散交替的嬗变,例如沿着“家庭→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逻辑演绎,出现开启新的群落、形成新的发展趋向,最终带来了一个个民族的涌现。在经历了古代民族向现代民族的演变后,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孕育了56个民族大家庭,即中华民族的诞生。这当然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大一统”意识的诞生。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几乎所有民族都有自己人文始祖的传说和故事,表达各自的文化创造、文明形成的经历。而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创造历史的故事之所以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是因为这些故事不同程度地代表他们的先祖曾经创造历史的业绩,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们的先祖曾经走过的历程,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故事证明了各民族的先祖之间面对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曾经命脉相连、命运与共,为了创造历史而曾经共同奋斗的经历。换言之,正是中华民族先辈们持之以恒的共同奋斗在创造“小一统”的同时又成就了“大一统”。或许人们认为这是更值得赞扬、发扬光大,因为这正是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历史写照。人们或许可以从不同侧面书写历史,然而就历史发展的整体而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是中华民族自远古先民时代开始出现的耗散与聚合持续嬗变的历史,或者按古人的逻辑是由一到多、再由多到一演绎的历史。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风雨中和合共生的过程所显示的特殊性,使得其能持续延伸、传承五千多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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