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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分析”思想对建构社会群体健康心理的启示
2021年12月03日 16: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杜敏 字号
2021年12月03日 16: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杜敏
关键词:社会心理分析;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资本逻辑

内容摘要:“社会心理分析”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埃里希·弗洛姆剖析西方社会重要思想利器。

关键词:社会心理分析;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资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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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心理分析”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埃里希·弗洛姆剖析西方社会重要思想利器。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心理问题主要是由“力比多”的生命本能压抑造成,也由个体的家庭影响和成长经验铸就。而弗洛姆则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生物性”的需要固然要得到满足,但人不是受制于生物性之下“单调的影子”。因此,“社会心理”塑造、影响着个体心理,个体心理是社会心理的缩影。而且,弗洛姆认为“社会心理”的形成受“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影响,处于这二者之间,发挥着“粘合剂”或“烈性炸药”的中介作用。由此可见,健康稳定的“社会心理”对社会的和谐安定和个体的幸福满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社会心理分析”对我国社会群体心理健康建设的启示,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认清资本逻辑,坚持“四个自信”。弗洛姆认为西方社会的群体性心理病态加剧,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支配作用。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为了“面包”、生存,忍受资本的榨取,活在“劳动异化”的残酷痛苦中。而马克思之后,物质的问题相对弱化,而资本的逻辑依然实质性地支配着现代人的生活,在科技进步与文化传媒的助力下,精神生活领域被“物欲刺激”、“消费主义”的过度满足所忽略、麻木,“社会心理”总体表现为焦虑、不安和迷茫等。如果社会制度是为财富增值、为少数资本家利益服务,那社会中大多数群体必然被制度所裹挟、所压抑。在资本逻辑下,“社会心理”的不健康与病态只是被压迫、压抑而无法解脱的表征。

  对问题做出深刻剖析之后,弗洛姆满怀热情和信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人摆脱资本逻辑压迫、压抑的根本之路。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将撕破以往民主社会的伪装,消除其权利效力,最大可能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而,构建中国社会群体的健康心理,自然是从最本质上看清楚问题根源之后,更加自信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以人为本”而非“以利为本”、是“为人服务”而非“为钱服务”。如此,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保证了我国“社会心理”的良性土壤和空气,当然,也对个体心理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驾护航。

  当然,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单独发展,因此,自然受到了“资本逻辑”的胁迫和“消费文化”的侵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坚持“四个自信”,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突破重重难关,最终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主性影响。

  其次,突破西方文化霸权,发展中国特色心理学。意大利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社会阶级之间普遍性的支配关系,包括政治控制、世界观的影响。因此,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西方心理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潜在具有资本文化“贩卖者和帮凶”的作用。弗洛姆就批评传统的“精神分析者”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顺从者,对社会影响因素缺乏清醒的认识。不加批判地接受已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并以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念去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不适应社会的“病人”。而所谓“病人”往往是个体真实需要和想法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冲突,才导致精神焦虑、抑郁、分裂等。

  传统“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不但不会深度理解“病人”,反而与现存“价值观”一起让“病人”看到自己的抗拒和无能。缺乏真正反思精神的心理学,类似于马克思曾经说的“社会庸医”,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存在风险,好的取向是病症减轻,成为社会适应的“心理健康”人,坏的取向是反而会加剧“病情”。即使心理分析师和心理治疗者力图保持价值中立,但事实也往往都不自觉地被社会历史的价值导向所裹挟。因此,既然不可避免有价值观的参与与引导,那重要的就是以怎样的价值观引领。而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文化价值观念,显然无法真正、彻底解决人的“社会心理”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放全人类的胸怀,科学地阐明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影响关系,也引领世界人民在20世纪通过革命获得自我彻底解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给人自由、给人解放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给健康“社会心理”以良性的文化价值观指导。当今中国心理学的建构与发展,是以西方心理学的科学范式为蓝本,亦步亦趋引进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流派、治疗方法、工作模式、伦理规范等。推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界需要冷静的批判思考维度,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价值观,引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从而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来指导中国心理学发展,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真实科学、服务人民的理论,才能突破“社会庸医”的短视与有限,真正彻底解决人的“社会心理”健康问题。

  再次,发挥传统文化价值,引领质朴的社会风尚。古人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而自古有许多修身养性的经典文化和具体方法。构建和谐的“社会心理”,也要大力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修身养性方面的宝贵价值。

  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以“仁爱至善”为个人身心修养的原则。重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超越和超脱,主张“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质朴生活;注意对“欲望”进行引导控制,时刻保持警惕,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主张超越自我,服务他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无我追求。儒家文化将个体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君子自强不息不为个人得失,而是心系国家民族,富有“家国情怀”。道家文化也同样博大精深,主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之人存心要像水那样澄净、利他,因无附加的私欲,故而没有烦恼。道家文化的清静无为、自然利他等观念,自古文人墨客颇为喜爱。佛学文化中广为受人欢迎的是禅宗文化,尤其是将禅宗文化融入生活的“生活禅”,通过每时每刻的觉悟,破除“我执”和对欲望的贪念,回归自我“本自具足”的自信和生命力。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并且都有相应的实践修养方法,可以成为现代人安顿身心、涵养精神的养料。西方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发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发觉中国“老庄思想”中的“无为而治”,对于过度科技化的现代社会具有智慧的警醒作用。而美国麻省大学荣誉退休医学教授乔·卡巴金,改良和整合了佛教中最核心的禅法“正念”,为当代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概念和技术之一,通过练习有意识觉察,为培育平静和愉悦的心境创造了条件。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和价值,经过近现代列强政治、科技霸权的冲击,被边缘化为“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或是被某些别有用心者包装和贩卖为“心灵鸡汤”。这大大弱化了传统文化在稳定“社会心理”中的作用。而且,在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科学范式的过程中,连本属于东方或者说中国的文化精髓,也被西方文化包装后再贩卖给国人,比如“正念”疗法现已成为非常受欢迎的“舶来品”。

  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扬光大,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舍本逐末”,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教导和篇章举不胜举,当认识清楚资本文化的“牟利”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在刺激欲望和消费方面对人精神心理的破坏作用。回归与国人最有亲近感的传统文化,获得心灵的清凉剂,以对峙现代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工具理性”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心理”造成的焦虑、担心、抑郁等破坏和侵蚀。

  最后,个体自我负责,发挥“生产性”性格作用。社会网络流行新名词“内卷”,客观上源自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生的过度竞争和互相碾压、内耗。于是出现“躺平”心态。类似情况和心态在欧美、日韩更早讨论。个体认为没有机会为一个合理前景而奋斗,就会在生活中退缩,厌烦、不满、无望的心态会消耗人的精神能量,变得疲惫消沉,最终沦为蛊惑人心的商品消遣和“颓”文化的牺牲品。

  颓废是陷入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等西方现代性文化的罗网中。想跳脱此席卷力,需要认识其本质,也需要有勇气面对孤独和误解。如果生活的目标是更高级、完美的“物”和“自我成功”,面对外在庞大的世界和激烈的竞争,人就很容易处于一种精神崩溃的无能感中,因此他感到焦虑、躁郁和绝望。每一代人都有他的生存困难,而伴随困境走过来,并不断文明进步是事实。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以弗洛姆所讲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以“积极自由”去面对现实生存困境,代表了人类的理性力量和自我负责的态度。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的最新报告显示,人们普遍意识到自己在维护心理健康中的责任与作用,希望提高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人们虽然面对高竞争、机会锐减的社会现实,但依然愿意从自我负责的角度,积极主动学习调试心理的知识和方法,以强大、坚韧自己的内心。无可否认,在精神备受煎熬的现代社会里,个人有意识学习普及化的心理分析和心理自愈疗法,对个体在大众传媒、文化产业的商业意图攻势之下,找到被淹没的“无意识”深层自我,发挥自我潜能和创造力,是一个有益、有用、有力、简单易行的途径。

  另外,弗洛姆通过“社会心理分析”剖析西方“社会心理”的问题根源,同时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即两方面同时发挥作用力,一方面要构建人性化、健全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需要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努力,人们在社会制度保障基本生存的前提下,去爱、去工作(to love , to work)。而对于个人而言,物质世界的富足和贫穷有许多的外在评价标准,而精神世界的贫富,却可以由自己单独决定。个体可以通过自我有意识的心灵修持,重视爱、同情和有道德行为,不用逼迫自己克服物欲贪婪和对名利的垂涎,而是不断提升心灵境界,在扩容的“意识”之光亮和互相支持的“爱”之温暖下,贪婪的欲望自然融化消失。谦卑、爱与同情催化人回归、满足真实自我需求,而明了的“真实自我”又可以消融蒙昧与贪婪,出发于自爱与爱人,回归质朴生活,放下自我和执着,去关爱他人和社会,让世界因我而更美好,终能获得精神上的安宁和充实。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弗洛姆“社会心理分析思想”研究(20FKS0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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