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战爆发到苏联解体，已经过去的“短二十世纪”[①]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的世纪。随着一度具有强大整合力的冷战意识形态的退潮，既有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在两个方向上受到冲击：在外部，美国强力推进的经济全球化、以欧盟为典型的区域一体化运动、国际法领域中以“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理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支持，都在削弱民族国家原有的自主性（autonomy）；在民族国家之内，具有离心乃至分离倾向的区域、宗教、族群认同兴起，也强烈冲击着国家的整合。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自上而下冲击民族国家的力量有所弱化：经济全球化的态势趋于停滞，其原来的推动者美国改奉“美国优先”路线，热衷于贸易保护政策；作为超国家政治单位的欧盟，其一体化进程踟蹰不前，分裂的危险日益增大。然而，自下而上的冲击力量仍然此起彼伏。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会是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组织形式，但许多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将持续受到考验。

　　黄兴涛教授的观念史著作《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②]问世于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其问题意识也与这一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冷战落幕为前一阶段的政治整合话语带来了新的困境，在中国国内，“中华民族”话语被期待发挥更大的政治整合功能，但同样遭遇到上述两个方向上的“夹击”。在学理上，最大的质疑路径，是以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为“实”，以中华民族为虚，将中华民族观念视为一种缺乏历史依据、自上而下强加的官方建构物。

　　这一质疑并非野狐禅，而有相当的学术积淀——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的“满蒙学”曾经对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提出系统的质疑，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历史论述论证[③]；在二十一世纪，最为系统的质疑来自于美国“新清史”，尽管其研究者未必都有清晰的政治自觉。

　　从“满蒙学”到“新清史”，其中国叙事内部一直潜藏着两种政治状态的对立：在第一种状态下，满洲统治者自上而下地建立对巨大的疆域上诸多族群的统治，但没有在这些异质性很强的族群之间建立强劲的横向联系与认同；而辛亥革命则带来第二种政治状态，一个主体民族的国家。论者又认为，原本服从于满洲统治者的大量亚洲内陆边疆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主体民族的国家之外。

　　从“满蒙学”到“新清史”，诸多研究者坚持将“中国”与“汉族”绑定在一起，认定包含境内全部族群的民族认同是人为建构的，缺乏历史基础。用更晚近的理论话语来概括，这就是在“帝国”（empire）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 之间的二元对立范式，在此中国被设想为一个汉人的民族国家，而统治着诸多族群的清帝国包含中国，但不等于中国。[④]

　　更一般的冲击来自民族主义研究晚近的主流范式，黄兴涛将其命名为“建构论”。他将已故民族主义研究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视为“建构论”的代表著作。[⑤] 那么，挑战究竟从何而来？从《想象的共同体》在汉语世界中的传播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想象的共同体”是一个极易遭到误解的表述。

　　按照安德森的本意，“想象”（imagine）并无“虚构”乃至“虚假”的意思，而是强调，民族（nation）是一种超越面对面（face-to-face）交往社群的认同，它的维系需要一种共时性想象；这种“想象”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安德森并不试图提供一个规范性理论，论证合乎哪些条件的人群有资格达到民族的门槛，他的工作方向是对其研究的历史现象进行分类，尤其是重述“想象”的约束条件与基本机制。但不管安德森的本意是什么，描绘和展示民族认同塑造的过程，多少会导致对所分析的民族认同的“去神秘化”和“去神圣化”，而这会进一步带来两种反应：一部分受众倾向于认为，经过剖析的民族认同，从本质上就是虚构的，是假的，而这就使得“建构论”有可能变成“解构”民族认同的理论工具——对于自己拒绝的那些身份认同，就可以分析其通过何种权力结构与政治机制生产出来，从而将其空洞化、相对化。海外大量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其重点就在于选择性地运用“建构论”的理论工具来进行解构。将“想象”等同于“虚构”，其实并不符合安德森强调民族认同现象的强劲性与持久性的本意，但毕竟还属于常见的与易于理解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