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对丰富我国新闻传播体系、引导网络空间舆论、传播社会正能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某些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为了一己私利，无视法律法规，丧失职业操守，进行新闻敲诈和舆论绑架，严重背离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做社会进步推动者、公平正义守望者的要求。同时，他们的不端行为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破坏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妨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以“舆论监督”之名 谋取不正当利益

　　无良网络媒体的新闻敲诈主要是指某些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以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名义，对所谓有“道德瑕疵”或“违规嫌疑”的行为主体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根据已经查处的案例，其手段包括：1.某些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在发稿前或发稿后主动联系被敲诈对象，要么暗示已掌握对方的负面信息，迫使对方“破财消灾”，要么直接威胁“如要撤稿删贴就要花钱，否则还有后续报道”。2.如果被敲诈对象打算“息事宁人”，要么向某些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直接付款，要么就购买网络公关公司的“舆情应对”报告，然后网络媒体平台再删除负面新闻并刊登正面报道。某些时候，网络公关公司与网络媒体平台结成利益联盟，当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直接敲诈不果时，网络公关公司就主动向被敲诈对象提供“舆情应对服务”并索要高价，这种软硬兼施的“双簧戏”使被敲诈对象备受困扰、损失更大。3.如果被敲诈对象不妥协，某些网络媒体从业人员除发布“进一步的报道”外，还会将相关的负面报道通过新闻网站、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大范围转发，让被敲诈对象被迫屈从。4.强迫被敲诈对象签订长期“舆情应对服务”合同。

　　无良网络媒体的舆论绑架主要是指某些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以社会公正的代言人自居，不顾事实真相、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刻意制造话题、吸人眼球、大肆炒作，误导社会公众，强行绑架被报道对象，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新闻敲诈与舆论绑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谋求的是向被敲诈对象直接或间接索要财物，而后者则是博取公众关注，以获得随之而来的“眼球经济”效用，即裹挟民意以谋取私利。尽管两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某些网络媒体从业者利用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近几年来，无良网络媒体的新闻敲诈和舆论绑架呈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对网络媒体的监管尚需加强。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正式出台网络媒体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地方网络信息管理部门监管网络媒体的主要依据是2000年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2005年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这些办法和规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同时，网络媒体的传播模式和商业模式不断创新也对有效监管形成了巨大挑战，特别是基于社交网络的自媒体还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二是网络媒体行业的恶性竞争。网络媒体平台大多采取企业化的经营模式，自负盈亏。因此，某些网络媒体平台为了生存和盈利，而置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于不顾。

　　三是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良莠不齐。为弥补从业人员缺口，某些网络媒体平台在招聘时大幅降低对从业人员的入职标准，让一些政治素质低、业务能力差，甚至缺乏社会责任和道德水平的人员混进网络媒体队伍。同时，一些网络媒体平台只关注从业人员的经营绩效，而忽视从业人员的责任与道德方面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