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理论往往将自己置于传统理论的对立面，与传统理论学者之间的不正常争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在经验论、立场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摆脱国际关系边缘地位的症结所在。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将社会性别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学术界一般将1988年伦敦经济学院举办的“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与发表在《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期刊冬季号上的与会者会议文章，视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诞生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大量被引介到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也伴随着这一潮流在90年代中期被引入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历了20个春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6年至2002年，以评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主；2003年至2008年为第二个阶段，虽然介绍评论性研究仍然占有很大比重，但批判性研究开始出现，且有的研究开始自觉加入中国和第三世界的视角；第三个阶段为2009年至今，这一阶段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开始进入理论检验阶段。

　　萌芽阶段：成果“零星”

　　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究竟始于何时，是一个目前尚存争议的问题。以李英桃为代表的学者将1994年胡传荣《弄权与温柔——西方政界女官员的角色协调与形象树立》一文的发表作为开端，而以胡传荣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应从1996年石斌在《美国研究》上发表《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女性主义诠释——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一文算起。以笔者管见，胡传荣1994年的文章主要是对妇女地位问题的探讨，并未直接涉及国际关系相关议题，因此，本文采后一种观点，将1996年作为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

　　但石斌发表于1996年的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直到1998年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的出版，女性主义这一西方理论流派才被广泛了解。该书用一个章节的篇幅介绍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认为女性主义对传统国际政治的批判具有警示作用，为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拓展了新空间。之后，倪世雄主编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李少军的《国际政治学概论》都专门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此一时期，除上述整体概况式的评介性学术论文和著作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论文对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中一些较为具体的方面进行了评介。例如，在1999年《社会性别视角的显现——女性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介入和改造》一文中，胡传荣认为西方的女性主义通过追溯性别歧视的起源，批判和突破了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性别二元对立式划分，并以女性经验和价值观对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原则和概念进行改造。而在同一年，张立平写就的《性别与国际政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一文，探讨了性别之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打破了女性天生爱好和平而男性生就好武力的观点。李英桃则于2001年借《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概念》一文，分析现实主义与女性主义二者对于国际政治中“权力”的不同见解后认为：前者将权力本质归为强权，而后者则将其理解为“合作权力”与“赋权”。

　　第一阶段的女性主义研究成果并不丰硕，甚至可以用“零星”来形容，但正是这些“零星”研究，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轫、发展历程、主要理论流派与观点等引入，并确保女性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李英桃认为，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并非全然是舶来品，而是具有一定的原生性。但无论如何，这一阶段胡传荣和李英桃两位学者作为评介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弄潮儿”，开始确立了她们在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