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在传统中国的思想学术领域和社会运行层面，都曾有过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的源头可上溯至先秦时期作为贵族教本的经学类文献。待经学体制在汉代形成后，经学影响便贯穿整个传统中国历史。经学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力，直到近代在中西文化交激中才逐渐被削弱。经学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历史中保持长久的影响力，在于其能够与时偕行。

　　从经学发展史看，经学始终处于与时偕行的变动之中。这不仅仅体现在经学文本的扩展，还体现在研究方法的革新和诠释思想的创新方面。两汉时期属于经学体制的建立阶段，经学文本和研究方法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确立，也奠定了后世经学发展的基本框架。两汉的时代思潮，即阴阳五行思想，在经学研究上刻下了浓重印记，主要表现为灾异谴告、象数星占等思想元素渗透进时人对经学文本的诠释和解读中，其典型即两汉谶纬之学。东汉之后，玄学成为魏晋时期的时代思潮，而这也同步反映在当时的经学研究中。何晏、王弼不仅是正始玄学的开创者，同时也在经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都成为后世《十三经》官方注本，而两注本都透彻着玄学时代的解经特点。宋明理学兴起之后，经学又面临着一次重大革新。“五经”之外，“四书”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凸显，而这无疑是理学思潮带来的经学文本变动。同时，这一时期的经学诠释也深受理学思潮影响，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发展阶段。从历史角度看，经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相呼应、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进入20世纪后，传统经学依附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西方学术体系逐渐建立，由此经学进入了现代学术发展阶段，其表现之一就是被分解为文史哲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在这一背景下，经学是否依然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又以何种形式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成为现代经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根据历史经验，面对现代社会，传统经学完全可以通过吸收现代精神主动进行自身的变革。助力传统经学完成转变的现代精神可暂归为两点。

　　一、科学实证。在经学诠释史上，“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属于两种差异明显的解经方法。此典出自陆九渊，“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也曾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由此可知，陆九渊治学之方是“六经皆我注脚”，重在以己意参经文，以经文证己说。这无疑属于理学时代经学研究的极端案例。至清代朴学大兴，由是而有汉学、宋学之争。其实，回顾两汉经学，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差异也具有这一意涵，今文经学重大义，而古文经学重训诂。不过，从学术史看，清代考据学无疑是最具现代学术精神的形态。也正是经过清代考据学的淬炼，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具备了扎实的实证基础。而近代西方研究方法传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学术研究的科学实证精神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因此，在现代社会，经学研究首先必须遵守科学实证原则。无论是“微言大义”式的解经，还是“六经注我”式的独创，若缺乏坚实论据，就会失去学术说服力。

　　二、求真去魅。传统经学的泛道德化解经是其一大特色，这在传统社会中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现代学术以求真为目的，而传统对经文的过度道德化解读自是有违现代学术诉求。以《诗经》为例，首篇《关雎》是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是对美好事物的真挚追求，所以孔子也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一立意完全基于个人情感。从根本上说，诗教目的就在于培育个人情感，形塑个人真实品格。这种对真实情感的培育和坚持是孔子极力主张的，无论是对“其父攘羊”的批驳，还是对“微生高乞醯”的否定，孔子所追求的都是其直其真。而后世注《诗经》者对《关雎》的注解开首即言：“《关雎》，后妃之德也”，不仅《毛诗》持此论，今文经学鲁、齐、韩三家也大抵如此。这种道德教化的解经倾向无疑是对个人真实情感的遮蔽，有悖于现代社会对个人价值的彰显。因此，现代经学需要消除或淡化传统经学中有悖于现代价值的解经模式和观念。

　　经学在迥异于传统的现代社会能否继续有存在价值，取决于其能否完成自我革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学史视野下的《国语》学史研究”（15CZX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