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一个积极的、空前的合作发展战略。习近平主席屡次强调这是一项合作共赢的创举，事实上这项倡议正是衔接东亚与西欧两个较发达地区、旨在带动中间地带各国发展的巨型工程。虽然“一带一路”属于地区性的经济治理，但其规模更大于欧盟，其范围则涵盖欧亚大陆至其他更远之处。尽管“一带一路”面临一些困难与挑战，但在参与各方的努力下，可以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模式和诠释，为全球各方面的进步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一带一路 全球治理 新自由制度主义

    作者简介：李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

　　一、前言

　　自有国际关系理论以来，许多门派相继出现，各家说法迥异，且争论不断。即使如此，国际关系理论大体上仍可分为两大主流，其一为现实主义(Realism)和之后衍生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另一则是理想主义（Idealism）和修正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乃至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现实主义的立论基础在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在此状态当中，由于缺乏世界政府的机制，主权国家作为唯一的参与成员各尽所能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且通常是以邻为壑，各国常以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维护自身的安全，而较少信任盟邦、盟约甚或国际组织。国家没有永久的敌人、亦无永久的盟邦，即使维有盟邦或盟约，也常因自身利益随时撕毁。古典现实主义侧重在人性永久存在的不安全感及国家通常有的扩张欲望，国家安全只能靠自己。而新现实主义，则注重国际关系的结构，认为什么样的结构通常构成什么样的国家行为，比如两极体系（bipolar system）结构的国家行为，就与单极体系（unipolar system）或多极体系（multipolar system）的国家行为有相当区别。

　　理想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于，国家行为端赖于领导人，领导人的见识、思维方式、对世界的认知和态度，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外交行为，国际间充斥冲突和战争主要由于“不好的”领导人，且领导人对世界的错误理解、错误认知和错误估计，都造成国际动荡和冲突。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样的情势并非不能改善。改善之道，在于大国的自制、小国的合作以及较佳的国际制度。在这制度之中，大国的领导和协商通常至为关键。理想主义的主张，涵盖和平主义（pacif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前者主张不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方法，中者认为各国主权平等不分轩轾，后者主张改良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并尊重国际法及各项规范据以施行，增进和平国际环境，使各主权体相让相安，而保障国际安全的方式不在于权力平衡，更在于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以优良机制吓阻可能的国际威胁，亦使国家不必侵略他国。

　　制度主义主张国际制度的改良，促成新制度主义主张的勃兴，新制度主义进而主张国际社会的成员并非仅有主权体，其他新兴的国际组织（政府间和非政府间）、跨国公司、其他非国家成员及个人，都是组成国际社会不可分割的成员，也应受到重视和关注。特别是透过国际组织的改良或重建，解决主权国家共同关切却力有未逮的议题。这样的概念几近于后来兴起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因此全球治理成为国际关系学者为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国际合作、解决共同挑战的新途径。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40年，40年间不但国民经济显著提升，物质建设突飞猛进，同时成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重要的成员国，不但为第三世界发声，也正代表中国求取改革世界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改革世界秩序并不全然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崛起的中国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会和更宽广的国际合作与发展。从深层角度来说，中国也正在参加全球治理，而且频率正在增多，影响正在加强，这是中国走向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开始，也通过全球治理，让世界知道中国崛起（China Rise）的性质以及享受中国参与的好处。

　　“一带一路”绝非横空出世，而是习近平主席多年在实务经验中总结深思粹炼而来。归根究底，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形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扬，也正在实践全球或区域治理。本文正是在这样的理念和架构上，思考“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的连结，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如何丰富全球治理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