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学思想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型，这不仅是由于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为理论思维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变革包括消费主义的兴起、大规模城市化、资本主义向全球的迅速扩张、信息化和网络社会的兴起等），同时也是因为面对60年代风起云涌的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如美国的反越战运动等），以结构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学却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这一切都迫使新一代的社会学研究者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诸如社会学的身体转向、空间转向、文化转向、日常生活转向等无疑都是这种思考的前沿产物，然而这些转向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它们强调了某些传统主流社会学所忽视或轻视的主题，更重要的则是它们通过对这些主题的阐发而实践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建构主义转向，正是后者在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主流社会学的实在论和实证主义价值观，从而改变了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基本面貌。

　　相对主义和自然科学推动学术转向

　　如果说此前所提及的社会变革是导致当代西方社会学转向的非学术的现实诱因（这一诱因的核心意义就是凸显了文化的多元性和时空的多样性），那么在学术领域中伴随着启蒙运动而不断成长的相对主义思潮和20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则构成了学术上的两股重要推动力。如果我们不考虑众多建构主义者之间的变样和分歧，从而以一种理念类型的方式来概括建构主义的核心诉求，那么将不难看到所谓的建构主义社会学就是以社会历史的相对性来瓦解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幻觉；以多样化和过程性的社会历史事件来替代客观给定的社会实体；以不可排除的先入之见来颠覆绝对客观性的想象。

　　就此而言，相对主义思潮无疑为在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的指导下陷入困境的西方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促使人们不再将世界视为一个客观给定的事实，不再宣称这一世界包含着超时空的普遍规律性，不再迷恋于无前提的绝对真理，不再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盲目地贯彻自然主义的立场。而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变化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这一相对主义的思潮，尽管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导向一种不可知论的立场。20世纪的科学革命颠覆了传统自然科学赖以维系的牛顿—笛卡尔认识论模型的统治地位，后者主张一种绝对的时空观，相信自然世界遵循一种决定论式的法则，而科学的理性则能够客观地认识此种机械的法则。正如巴什拉所指出的，新的科学承认了时空的相对性，反对将因果关系等同于决定论，肯定了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或然性对于科学认识的重要意义，从而明确了那种决定论式的因果规律不过是通过人为简化和还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