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设立了“政治社会学分论坛”。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主办。论坛负责人为刘欣教授、桂勇教授、胡荣教授，论坛秘书俞志元博士、林盼博士。本论坛收到来自大陆及香港、台湾、美国等海外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和摘要近70篇。本论坛围绕着“政治效能感的制度信任”、“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政治参与与社会抗争”等四个专题进行了研讨。有52位学者参加了论坛，16位学者在论坛上宣讲了论文，8位学者评议了论文。

　　本次论坛第一场讨论有四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政治效能感的制度信任”问题。该场讨论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教授主持，发言人有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宇婧、刘欣，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胡荣，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何高潮、阮志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郭俊伟。其中，胡荣根据CGSS2010的数据，从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角度研究警察信任，二元逻辑斯蒂回归的分析表明，外在效能感有在很大程度上增进对警察信任，而内在效能感则显著地减少对警察信任。尽管公众抗争减少公众对警察的信任，而基层选举的参与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进对警察的信任。通过数据对警察的信任感进行了测量，既具有理论上的价值，又对于中国当政者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回答评论人李逸飞、徐炜的问题时，胡荣强调：政治改革虽然不一定保证能增进政治信任，但是却可以很大程度上增进政府的合法性。刘宇婧、刘欣根据CGSS2010中有关政治效能感的10个项目，借助因子分析，对政治效能感概念化为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集体效能感三个维度，对社会阶层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在讨论的过程中，作者提出，在当前中国民众参政渠道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政治效能感所测量的更有可能是民众的潜在政治能量，即对现有政治系统维护、疏离（甚或抗争）的潜在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形成，是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相联系的。因此，考察不同阶层成员的政治效能感，不仅有助于了解、预测其政治参与行为，还有可能从阶层政治论的视角，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对政治效能感进行概念化并拓展相关理论。

　　“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也是学者热议的话题，本次论坛第二场讨论围绕着这一话题展开讨论。该场讨论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顾东辉教授主持，发言人有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张谦、民政部社会工作中心李军、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李逸飞、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晨。其中，李逸飞通过翔实的经验资料，立足于华南某沿海城市建立指标体系的全过程，探讨量化指标体系的引入所反映出的政治逻辑。文章发现：当前社会学理论对于国家行政的解读，可以划分为理性化技术官僚视角和民主化多元政治视角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学术争辩中，忽视了理性化倾向和民主化倾向背后的共同逻辑，即行政视野的简化。不论是技术官僚，还是民主参与，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将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压缩、简化为一个可执行的行政框架。在回答评论人李煜、孙秀林的提问时，李逸飞指出，国家治理的转型并不是单纯的集权制民主化，而是“简政”逻辑的深化。文章力图说明当前政治社会学理论在解释经验问题中的不足，同时借鉴有限理性的概念，进一步阐释我国国家治理转型背后的政治逻辑。张晨则在文章中提出，既有的关于邻避冲突的研究，大多遵循“官-民对抗”及其消解的逻辑，落入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窠臼中，忽视了当下中国邻避冲突中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及社会互动。邻避冲突中看似喧嚣的民众抗争背后，隐藏着更多体制内外的精英互动与利益权衡。这种特定地方的精英互动机制是否存在和有效，往往是邻避冲突发生及能否以较低成本消解的关键。但这种个案化的解决，也彰显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困境：无论民众抗争，还是精英互动，都难以成为邻避冲突治理制度化的动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针对“政治参与与社会抗争”的议题进行了讨论。该场讨论由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胡荣教授主持，发言人有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吕德文，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黄荣贵、郑雯、桂勇，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魏万青，东南大学社会学系郭娜。其中，黄荣贵、郑雯、桂勇考察了发生于2003-2012年间的40个拆迁抗争案例，回答了在中国影响抗争成功的主要因素。文章通过对中等样本规模的案例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试图超越案例的特殊性来揭示抗争成功的影响因素。在回答评论人石发勇、张谦的问题时，作者提出，中央干预模式是理解我国抗争结果的关键，而中央“多渠道强干预”则是最有效的干预模式。此外，对抗争者有利的政策环境与框架化方式有助于抗争者获得中央的强干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机会与框架是理解我国抗争结果的关键。吕德文则通过对武汉鲁磨路“城管”实践的机制分析，认为近十多年来中国城市暴力的兴起并不是城市共同体失败的征兆，也不是简单的暴力犯罪的法律问题，而是特殊的城市治理机制的产物。在灰色治理中，城市空间实践塑造了大量的灰色地带，半正式行政主导了一线行政，使得权力实践双方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关系。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虽然是一种非对称性关系，但是，权力实践是有节制的、柔性的，被治理者也有自主性空间，他们之间的跨边界关系呈现出联盟、妥协、抵制、攻击等共存的混杂状态。灰色治理过程主要包括保护性协商机制和边界改变机制，在组织调控加强、媒介动员等情况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顺从模式可能无法支持，继而相互攻击主导了跨边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灰色治理再生产了城市暴力。

　　本次论坛为了奖掖后进、提升年轻学者对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兴趣，特设“研究生专场”，该场讨论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桂勇教授主持，发言人有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煜、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李子凡、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黄靖洋等。其中，于沁在文章中提出，社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针对两者的关系，需要做更深入的探索。本研究对社区社会资本做认知性和结构性的两维区分，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区社会资本对业主集体抗争行动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影响业主集体抗争行动的效应和机制存在差异。另外，基于多层次模型的方差成分分析，发现社区社会资本能够解释84%的社区间的差异。在回答评论人胡荣、桂勇的问题时，于沁强调，这一结果说明，业主参与集体抗争行动与否不仅会受到业主个人特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业主所在的社区特征。而黄靖洋的研究，则以在广东省Q县的实地调研为案例，探讨了“县域私营企业主如何嵌入政治”问题。文章认为当前企业主尚没有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形成横向联合式的组织化行动，但是，有迹象表明，随着私人关系运作的深入，相对闭合的县域政治空间和官商网络、基层政治其他参与方式的堵塞约束了私人企业主行动选择，有可能带来关系实践的撤退，促使他们选择集体行动，尤其是与政府部门的集体谈判形式。该研究的努力，在于发现在基层层面，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镶嵌的条件之下，私人企业主跨过集体行动的困境的因素与可能性。

　　在论坛的举办过程中，与会学者讨论热烈，论坛评论者的点评十分精彩。许多学者表示，希望“政治社会学分论坛”可以为研究政治社会学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指引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方向，并能够长久地举办下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