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感谢李强会长,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 2014年学术前沿论坛这样一个特别的场合追思我们的老师郑杭生先生。郑先生在 11月 9号离开我们,确实比较突然,留下了很多未尽的事业和我们无尽的思念。在郑先生追悼会的当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举办了一次追思会,由于时间非常仓促,很多人没有机会详尽表达,我也只是报告了先生病情发展的经过。今天,我想以《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 ——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为题,做一个补充发言,以纪念一位社会学的巨人。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先生的生平介绍中,先生不仅被公认为著名社会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先生从 1961年毕业留校工作,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特别是为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先生已经创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我与先生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入学三年后,即 1988年底迎接元旦的联欢会上。先生当时已经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要到各个院系的联欢会现场看望师生。我当时也在准备报考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经过时任历史系副教授的金德群先生(先生的温州同乡)介绍,我跟先生汇报了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和在温州开展社会调查、编写地方志的经历。先生对我参加社会调查的经历很欣赏,还非常优雅地说欢迎报考,并给予了指导和勉励。 1989年 9月,我有幸被先生收入门下,从此开始了社会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以及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回想与先生相识、相处、相知的 26年时间,一幕幕的往事仿佛就在眼前。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场合,我把先生在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方面的实践与教导略作梳理,概括为 6个方面,与大家分享。这些方面就是: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要重视整体的、历史的思维训练;要掌握融通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要有传承性理论创新的自觉努力;要秉持坚定的学术立场;要致力于养成宽厚包容的学术心态。

　　一、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

　　社会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社会的。一个没有“社会”观念的学者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学者,甚至有可能沦为一些学者所批评的、只关注个体利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论是开展社会学学术研究,还是从事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实际工作的人,心中都要有一个“社会”的观念,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要有创造“美好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先生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他所开创的社会运行学派就是源于对中国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恶性运行的一种理论自觉和反思,这个学派的宗旨在于探索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

　　社会关怀直接源于对社会经历的体悟和反思。先生一生阅历丰富,跨越了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也有着海外“洋插队”的生活经历。他常常会给我们讲到在湖南乡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四清”运动:初期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活动)的经历,讲到在江西“五七干校”当石匠打石头的故事,讲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校园内外的派系斗争,讲到在英国留学期间的见闻和感受。每每讲起这些故事,先生总是超越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和利益得失,而呈现出对于社会运行的担忧和思考。先生总是说,多点社会经历不是坏事,甚至可以是好事,可以成为人生的一笔财富。记得 1989级硕士研究生入学后需要去基层工厂、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当时我和在座的刘精明教授等人被安排在北京制呢厂基层车间做工人。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大家思想上多少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所以在先生问起工作情况时也就坦率地说出来了。记得先生说,对于我们的心情他能够理解,但是从长远看,在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对基层社会有更多的了解,是有益于社会学研究和个人成长的,将来回忆起来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笔财富。现在看来,像我们这样从农村走出来、从学校到学校的学生,能有在城市国有企业工作的经历,确实还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