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北京、上海、广州、天津之后，日前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在杭州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采取控制总量和“错峰限行”调整的双重措施。对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因为从政策发布到政策执行仅仅5个小时，该做法被民间称为“空降”。一时间，市场反响强烈，杭州上演了“我为车狂”的抢购一幕，有汽车销售人员一天就卖掉了28辆车。

　　对此“空降”做法，大部分市民表示理解，但也有不少吐槽，譬如，为何公众不知晓“限牌”信息，汽车销售商却能提前掌握？为何有政府部门刚刚“辟谣”，转眼间却“谣言”成真？

　　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空降”也有其道理。此前广州“限购”小客车政策发布时，就作出解释称，为防止市场抢购。就杭州而言，也不乏同样的后顾之忧。想想看，如果政策发布多天后再执行，以“我为车狂”的态势来预测，不仅杭州所有小汽车4S店很可能会销售一空，连周边区域的汽车也可能卖光。就政府而言，事先“保密”委实有着减少市场波动的良好初衷。

　　但是，为何事与愿违，最终引发社会如此强烈反应？恐怕还是要从政府决策过程中找原因。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则消息可能带来几百万的商机，一项政策可能影响千家万户的利益。有经济学家曾说，判断经济，一个是看经济本身是怎样的，一个就是看政府有什么政策。因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改变和影响市场。尤其是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当政府对市场从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后，市场的注意力也必然会从注册、审批等领域，转移到对政府政策制定出台过程中的信息刺探。正因为如此，市场对信息的敏感度变得更强，对信息刺探的竞争也更激烈。特别是一些敏感政策，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大的震荡。因此，对于现代政府而言，治理不单单是要学会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还要注重信息的治理，不让政府信息发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信息治理是一门科学，需要贯穿决策过程始终。哪些信息发布可能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响，能否事前通过一些民意测试、舆论意见疏通来减小公众的反弹？哪些政策需要提前发布，哪些政策更适合即时发布、即时生效？哪些信息需要公开透明，哪些信息不得提前泄露？对于那些不能提前透露的信息，有没有规范的保密程序，一旦遭遇泄露，能否有效问责？……这些都应当纳入科学治理的内涵。此次杭州“限牌”引发诟病的重要一条就是，政府遮遮掩掩，而汽车销售商却提前掌握了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性直接导致政策效应的不公平性，市场投机者获利丰厚，而政府公信力和公众权益却受到损害。

　　事实再一次证明，提升治理水平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对于类似“限牌”这样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政策，应当更多地考虑到公众的接受程度、理解程度。否则一项政策再好，如果不被公众理解，也很难实施到位。同时，要做好信息发布前后的评估，通过更合理的管理和沟通，来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使其对政府行为形成理性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