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市民购买公债情形。在公债推销运动中，人民政府一经提出号召，各自由职业社团就积极做出回应。

　　中等阶层（Middle Class）是个与现代企业相联系,受资本家雇佣，从服务和管理等脑力劳动获取薪金收入和地位的社会阶层。中等阶层源自西方，19世纪末随现代企业等引入中国，受西方影响的大都市成了职员、专业人士、自由职业者等新兴中等阶层萌生适宜的温床（上海中等阶层人数有约43万）。在民国时期，城市中等阶层这一受工业资本主义影响所产生的新兴阶层，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形态、价值取向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都市现代性（Urban Modernity）。这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展现了中国城市为现代性所转化的崭新面貌。在近代上海向城市化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不断扩大的中等阶层是一个日益工业化的城市社会的产物，他们主动接受了城市化及其带来的变革。

　　如何看待中等阶层

　　1940年代末，随着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以及其采取的通货膨胀政策，上海中等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其社会中坚地位则日益颓废。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一切，随之而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浴火重生，以及一切社会成员的平均化都预示着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

　　抗战后，上海中等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其社会中坚地位日益衰退。在此情势下，包括城市中等阶层在内的上海人民迎来了解放。1949年，共产党革命者进入到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城市中等阶层结合。对于如何看待城市中等阶层包括职员、专业人士等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专家人才问题，中共早在解放东北时期就予以了政策考量，在《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就职员问题做了如下表述: “工人与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不同的”，职员总体而言是智识阶层，其中更有许多技术人员、工程师、专家、技师，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并认为对这一群体应加以分化、区别对待。对于下级职员是争取，对于中上职员则暂时只是要求其拥护政府、努力工作。

　　到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郑重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

　　1949年后，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努力将城市中等阶层加以改造，使其获得重生。政治、社会、经济等诸领域社会流动渠道的迅速消失以及中国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传统都促使中等阶层和业已成名的知识分子自愿整合到党和国家体制中。建国后的变化影响了中等阶层中的许多阶层，教育、医疗、报刊和出版业都迅速地被整合到国家行政体制中，而且中共也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征募干部的运动。仅仅在1949-1952年这三年间，就有300万新干部被招募，干部总数也从1949年的72万人增加到1955年的570万人。许多中等阶层成员将他们的职业生涯转移到公有领域，成为国家单位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