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人口红利”是一个持续的热点话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换挡，人口红利减少又成为其中的重要解释变量。还有很多人在探讨：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新的经济驱动力在哪里？中国是否会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何为人口红利？各方面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单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理解人口红利，有的将凡与人口有关的红利都理解为人口红利，有所谓“新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之说。

　　本文将人口红利分为狭义和广义。其中，狭义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抚养比（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与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较低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这种红利比较确定且好衡量，有广泛共识。广义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因素带来的所有经济增长红利，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即狭义人口红利）、人口的素质红利（即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的积极性红利（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而带来的红利）、人口的分布结构红利（因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而带来的红利）、人口的需求拉动红利（不同年龄段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同而带来的红利）。广义人口红利取决于很多相关因素，不太确定，不好衡量，没有形成广泛共识。

　　人口是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人口如何能带来经济增长红利？

　　先来看狭义人口红利。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高，则有两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应：一方面，劳动力供应充足，人口的生产性强，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抚养负担轻，会提高社会储蓄率，增加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A.Mason和人口学家WangFeng曾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可解释中国1982—2000年间15%左右的经济增长。根据研究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再来看广义人口红利。除了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即狭义人口红利）外，前已述及的其他四个方面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机理如下。

　　一是人口素质提高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人口素质越高，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在“边干边学”中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技能，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少儿抚养负担下降使家庭生育目标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会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源投资。

　　二是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与无生命的生产要素不同，人作为有情感有情绪的生命体，其工作效率的弹性空间很大，若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则工作状态很好、工作效率很高，反之则很低。故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

　　三是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行业和区域其生产率是不同的，因为不同行业和区域的分工协作水平不同，分工协作水平高，则劳动生产率高。因为城市非农产业的分工协作水平高，因而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和产出。这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规律性现象的原因。

　　四是人口的需求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人口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或需求者。人口越多，则需求越大。收入水平高的人口比重越高，则需求越大。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高，则需求越大。需求越大，则经济增长动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