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皮湘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 湖南 长沙 410004；皮湘林(1976— )女，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伦理。

　　【内容提要】社会工作的道德特质使社会工作的道德情感介入成为必要。宗教信念、同情心、人类的互助心理成为社会工作源起的丰富的情感动因，然而，在专业理性主义的冲击下，社会工作的专业姿态让社会工作保持与情感、价值的疏离，社会工作陷入困境。社会工作者的正义感、责任感与关怀感的道德情感的重构是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形态与伦理形态的。社会工作者道德情感的培养与塑造需要社会、社会工作教育以及社会工作者自身各个方面的努力。

　　【关 键 词】社会工作者；道德情感；正义感；关怀感；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3)10-0058-06

　　社会工作关注人的尊严、价值、情感，是一个极具人性关怀的道德行业。在社会工作的介入过程中，不仅包括社会工作知识、方法、技术的介入，社会工作者的道德情感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理论界对社会工作者道德情感研究的贫乏与道德情感在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唤起同仁对社会工作者道德情感研究的重视。

　　社会工作者的道德情感是道德情感在社会工作职业内的表现，它具体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利他主义思想的指导和理性的支配下，基于对生命、对人类的热爱和尊重，在现实的社会工作实践活动中对社会工作关系和社会工作实践行为的道德方面作出评价时产生的一种具有高度自觉性、持久性的特殊情感体验和态度。

　　一、道德情感：专业理性之下的迷失

　　当我们从“道德情感”的角度来梳理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直面当代社会工作的危机时，会豁然发现社会工作者的道德情感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初期道德情感的资源非常丰富，甚至可以说，社会工作是在一定的道德情感支配下发展起来的，是社会工作行为发生的心理基础和前提。社会工作产生的道德情感动因主要有宗教信念、人之同情心和人类的互助心理。

　　社会工作源起于西方，其最早的雏形基于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个人或团体对那些贫穷者、无家可归者和各类灾民的无偿救助。对西方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观念产生深远影响的基督教文化内容丰富，但是对怜悯、仁慈和爱的情感的强调却贯穿于基督教文化的始终。基督教文化倡导“去爱你的邻人，怜悯他们的不幸，去解除饥饿和贫困；去看望被遗弃者”[1](P73)。怜悯不幸者、贫穷者、被遗弃者，给予他们关怀和援助，这种仁慈、同情的情感被基督教文化视为一种最高的德性和幸福。那么，谁是我的邻人?耶稣说，不是你的孩子、父母和妻子，也不是你的亲戚、邻居、同乡和朋友，而是你碰巧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正处在匮乏中的人。[1](P75)基督教文化将怜悯和仁慈的情感升华为对所有人的博爱情怀，可以说是社会工作产生的重要情感动因。

　　同情心是指对他人的不幸遭遇和处境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或物质上的救助的一种态度和行为。同情心的目标指向遭遇痛苦的受难者、弱者、不幸者等。同情心的产生源于具有忧患意识的人们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使自己身临别人的处境，而产生的一种关心别人命运处境的思想情感。古今中外不少学者认为同情心是道德践履的驱动力，也因此成为社会工作行为动因的传统伦理形态。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休谟开了“同情说”的先河，亚当·斯密和卢梭则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同情说”。休谟认为“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则”[2](P620)，亚当·斯密认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之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3](P1)卢梭则宣称：“怜悯心是一种自然情感，调节着每一个人自爱心的活动，所以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存起着协助作用。”[4](P102)在他们看来，同情心是人的原始情感冲动，是道德的基础，是仁爱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情心要求社会成员承认他人的利益的合法性，并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人实现愿望。总之，同情心是借助于心灵交感而成为产生乐善好施举动的根本情感基础，是社会工作行为动因的伦理形态之一。

　　“社会工作的最根本源头，或可溯自人类互助的天性。”[5](P5)首先，互助是一种本能，源于人和动物过群居性生活的需要。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互助论》中证明了：一切动物都是靠群居生活的，遵循着互助的原则生存下来；人类社会是“动物社会”进化的延续，同样实行着互助原则；互助原则体现在原始人的部落风俗、野蛮人的村落公社和中世纪城市的行会以及近现代人的工会组织中；国家的出现，也摧毁不了互助原则的存在和发展。克鲁泡特金说：“团结起来——实行互助吧!这是给个体和全体以最大的安全。给他们以生存、体力、智力、道德和进步的最有保证的最可靠办法。”[6](P25)动物的合群性生活培养并发展了它们的社会性互助本能，同时也产生了社会性的互助情感并创造出人类规则。互助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人们通过互助来医治社会贫困，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富有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处境不利者物质上的资助和精神上的关怀，帮助其改变贫困的状况，恢复生活的信心或能力，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种资源的个体间互助行为不仅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升华了人类伦理道德境界。人类互助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就产生了社会工作，它成为社会工作又一重要的情感动因。

　　在20世纪40—50年代的专业运动中，社会工作界致力于将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实践架构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于是精神分析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理论及实践模式被社会工作大力吸收和借鉴。实证主义方法论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将视野限定在自然科学划定的界域之内，要求证据为本，客观可证。由此，依照实证方法建立的科学的社会工作理论被看做是普遍的、规律性的、可推广的真理，不能经过科学证明、不可以操作和计算的情感、意识、人格、意义、价值等心理或社会现象逐渐被抛弃。社会工作者的道德情感在理性的名义下堂而皇之隐遁起来，这样也使得社会工作逐渐远离了其初衷，“社会工作原先所具备的使命感，似乎已逐渐被这行业的专业关注及科研应用等种种兴趣所替代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技的学科和专业被确立了起来，而社会工作实务作为一种强烈价值介入的活动，一种具道德实践意义的行动则被忽略了或淡化了。”[7](P16)跟随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路向，社会工作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去构建介入模式，价值抽离和不干预的专业态度、专业的自我肯定确立起来，社会工作一度注重临床心理治疗和个案服务而忽视了对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个体的真切的困苦也化约为技术操作层面的冷冰冰的事务，社会工作离科学越来越近，却与人们现实生活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