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25日，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近代社会文化史方兴未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几代学人辛勤耕耘，社会文化史已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对1986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其趋势和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研究成果的数量呈现长期、持续、大幅增长的发展态势；第二，已从最初处于附属和边缘地位的弱小分支学科，发展成为论著数量位居前列的大分支学科；第三，社会史研究的关注重心由革命话语延伸论题转为社会主体论题，完成了向社会本位的回归；第四，在全国形成了多个研究重镇、研究团队和成规模的研究队伍。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史已成为一门成熟学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认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史，要与政治史紧密结合，不能脱离政治视角，这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也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色；研究社会文化史的要义，最终应归于探索生活与观念的互动。

　　中国区域社会史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源头之一是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区域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唐仕春追溯了中国区域社会史兴起的过程，分析了区域社会史与整体史、地方史的关系。他认为，区域史与整体史研究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以区域史重构整体史，有助于解决宏大叙事之不足；以整体史区隔地方史，则有利于解决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日常生活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始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俊领认为，引入日常生活史视角，不仅可以展现近代中国社会面相，而且有助于揭示深层的社会变迁机制；日常生活可以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进行对话的中心问题与公共平台；在跨学科对话中，进一步探讨日常生活可能具有的历史认识论与本体意义及其对当下日常生活文明进步的启示。

　　婚姻家庭是热点话题 

　　婚姻、家庭和性别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热点话题，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也是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传统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强调男女大防、男尊女卑，这使得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长期受到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通过梳理女性意识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表现，认为应该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看待女性群体，以便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龚自珍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家和诗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曹志敏分析了其成长史，认为龚自珍诗文的特色既与“乐亦过人，哀亦过人”的感情体验有关，也与他一生追求童真童心的心理特征密不可分，正是这种独特的奇思奇情，成为龚自珍酝酿其文学精神与艺术想象的绝好种子。 

　　随着近代通商口岸的发展，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发凸显。由于户外游戏空间遭到极大压缩，城市儿童不得不在马路边玩耍，酿成多起交通事故。为防范危险，避免不良街头游戏对儿童造成的身心伤害，幼儿教育专家呼吁父母在家中开辟儿童游戏室，为子女提供安全卫生的游戏空间和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开展家庭教育。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弛认为，在家中开辟儿童游戏室，说明儿童的家庭地位日益上升，良好的居家环境和寓教于乐的家庭教育等育儿观念逐渐为国人了解并接受。 

　　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公众对家庭问题展开诸多讨论。日本菲莉斯女学院大学教授江上幸子参照“近代家庭”概念，对中国的“小家庭”进行了考察。她以20年代上半期的女性声音为中心，考察各种针对主流话语而提出的不同见解，并在梳理晚清以来“废家论”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20年代初期的“废婚论”。 

　　“五四”以后，一些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新女性不计名分地与有妇之夫结婚或同居，导致民国时期婚外同居现象十分突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余华林认为，这种婚外同居究竟是基于恋爱自由的新生活方式，还是另一种纳妾，时人对此认识不一。法律条文对她们家庭角色的定位也出现前后反复的变化，执法者也莫衷一是。时人对婚外同居问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冲突，一方面反映出民国时期新旧生活方式面临着多层夹缝和多维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恋爱自由与纳妾的界限当时并不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