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为杭州出版社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资料图片

 本文图为杭州出版社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资料图片

　　7月的杭州，天气炎热，但热不过杭州市文化界、书藏界的热门话题：历经10年的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工作正式告竣。

　　在杭州出版社的一个房间里，16个比人高出一大截的书柜中，1559册硬壳精装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已齐刷刷地排列就绪，准备上市。它不再只是图书馆里仅供参观的馆藏之物。

　　记者抽出其中一本粗略翻阅后，杭州出版社董事长徐海荣小心接过，捋平书页，轻轻合上，亲手重新放回专门定制的防潮防虫的书柜中。十年波折“磨”一书，这背后有几多文化浩劫，又有几多文化的希望？

　　江南三阁缘何文澜独存？

　　在那个用笔毫亲手书写的时代，79337卷，36304册，10亿字记载——《四库全书》是一部迄今为止世界上卷帙最为浩大的丛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乾隆帝举全国上下数千人之力，花费库银千万，前前后后历时十年编成。

　　当太平天国起义的烽火席卷扬州和镇江，文汇阁和文宗阁的两部《四库全书》被毁。当英法联军的枪鸣响彻了北京城，圆明园中的那一部也难逃一劫。如今，7部抄本仅留于世人4部，分别藏于台湾、兰州、北京和杭州。

　　两百年来，虽于连连灾祸中幸存，却又难免颠沛流离。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流传至今，其中的磨难难以历数。

　　1861年的初冬，太平军攻打杭州，百姓纷纷出逃。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在杭州城西避难时，惊觉《四库全书》流落民间，便冒险潜入遭受浩劫的文澜阁收集残页。之后他们又通过在街市上高价收买，获得三分之一的《四库全书》。之后，丁氏兄弟又派出100多人，足迹近及宁波，远涉长沙、南海，终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归还文澜阁。

　　民国时期，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学者张宗祥，继丁氏兄弟之后又继续了补抄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防止日军抢夺《四库全书》，在“文军西征”时决然协助浙江图书馆搬迁。《四库全书》被装成139箱，踏上艰难的征途。在从蒲城至江山县的路上，有3000册书翻到溪水之中。抢救出来的书经过简单晾晒便又急忙“赶路”。由于有日军飞机的频频轰炸，只能在赶路的间歇中尽量地通风晾晒，以防霉变。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旅程，阁书终于抵达贵阳。1938年9月，日寇首次轰炸贵阳，阁书又迁至贵阳城北八里处的地母洞，如是六年，终保阁书无恙。1944年11月，日军进攻贵州，阁书紧急迁渝。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打算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划归南京中央图书馆。对此，浙江籍人士以张宗祥为首坚决反对。其理由之一就是：当年补抄之时用的全是浙江省籍人士的捐款。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也是浙江籍，自然也乐见阁书还乡。

　　1946年7月5日，阁书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入浙。杭州，孤山下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成了南三阁本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