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了影响全世界的著作《正义论》。空间正义在西方已形成了较长的理论脉络并引领了众多社会运动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过三种资本主义的空间非正义现象，包括资本全球布局的中心——边缘模式，城乡二元对立，以及城市内部空间分化与隔离。法国城市社会学大师亨利·列斐伏尔提出“城市权利”概念，吁求城市中的正义、民主和公民权利，其观点极大影响了包括“五月风暴”在内的众多社会政治运动。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引申发展出了“领地再分配正义”概念”，要求社会资源以正义的方式实现公正的地理分配。而美国城市学家、洛杉矶学派领军人物爱德华·苏贾则通过回到空间本体论的《寻找空间正义》一书让更多的人关注现实中的种种空间非正义现象。

　　大卫·哈维和爱德华·苏贾等城市权利派认为，城市空间总是会成为激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伴随着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各种力量和展开博弈。在当代城市里，资本和权力对空间的渗透和介入愈演愈烈，城市中各种利益主体都力求在对公共空间、生活空间、交通空间的争夺中获得最大利益，空间矛盾成为社会的焦点性矛盾。人们开始认识到空间的非正义性，空间不公成为压迫的源泉和社会运动的动力。伴随空间意识的觉醒，如何更有效进行城市规划，协调不同群体的空间利益，需要对空间正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思考和探索。

　　众多学者共同指出，不平等的城市空间表现形式主要有居住分区与歧视，空间剥夺，驱逐与边缘化，景观破坏等等，这是产生空间不平等与空间非正义的重要方面。

　　空间的区隔

　　居住分区是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存在的现象。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提到的达哈维是孟买规模最大的贫民窟，在仅1.75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居住着百万贫民，而它与豪宅遍地的富人区，明星云集的宝莱坞不过咫尺之遥。纽约曼哈顿上东区和皇后区也有着迥异的景象与文化氛围。在城市化进程中，移民大量涌入都市，而在市场化的指导下，城市的住房等资源的分配必然将贫困人口滞留在城市边缘，或者聚居在某些房价低廉，消费水平低下的地区，甚至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爱德华·苏贾认为，空间不正义主要表现为无家可归和居住差异，即贫富差距导致的居住差异，并将这种空间不正义归咎于资本任性和权力滥用。

　　2015年5月“北京人口调查报告”显示，五环外常住人口达1097.9万人，占全市的51%，而外来常住人口有65%住在四环至六环间，明显呈现出人口，尤其外来和贫困人口沿环路圈层向外拓展聚集的特点。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人普遍居住状态不良，“房奴”“蜗居”“蚁族”已经成为他们的标签。海量大学毕业生成为空间赤贫的“北漂”，东三环的求职公寓90平米要挤进26人，京郊城中村甚至形成了“高知贫民村”。以致有学者认为，“蚁族”（即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已经成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

　　在某些国家造成移民贫困的原因包括自身能力不足（如外国移民的语言障碍），或者脱贫动力不足（如欧洲过于舒适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移民可以靠政府补助维持生活）。而中国广大移民从乡村来到城市，并非能力不足或者脱贫动力不足，造成他们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贫民的权利不公正。由于户籍等制度的存在，外来移民在城市不能获得同等的工作权、受教育权、居住权、交通权、迁徙权等等。从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到社会地位的不公正，导致他们缺乏发展的机会，而最终导致贫困。因此，要消除空间非正义要从消除贫困做起，而消除贫困应该从消灭权利的不平等，保障权利的公正性开始。

　　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人口高度集聚在城中村或者某些政府所建的保障房社区内，整日为生计奔忙，又带有大量不满情绪，难免营造出相对消极负面的精神生态与文化氛围，这影响了这一空间内年轻人的心理状态，长远来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未来的上升路径，从而造成社会阶层的凝固化。为此，实现深层次的空间正义，应该在不同空间内达到社会地位、文化生态、价值取向、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平等。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大都市便捷的服务、优质的教育、卫生优美的环境、以及有品质的文化生活。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指出的，文化是城市的深层本质，“贮存文化、留存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使命。”满足城市所有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其文化素质，即是城市发展的内在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