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陈舜臣文学已经超越国界,走向世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使他超越民族、宗教、语言、风俗、意识形态等障壁,在国际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考察中国历史。他说:“希望通过写作更多地跨越国界去思考,很多事情应该朝着无国界的方向去融合。”我认为,这就是陈舜臣文学创作思想的终极目的。

　　这几年,陈舜臣先生在我国声名鹊起,他的著作,主要是推理小说、历史小说、随笔被大量译介,使得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地接触、了解这位著名华裔日本作家的作品。平心而论,陈舜臣的作品走进我国读者的视野来得晚了点。他在日本可以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他以推理小说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一部《花叶死亡之日》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奠定了其在日本文坛上推理小说家的地位。1967年,他开始创作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有《鸦片战争》、《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耶律楚材》、《秦始皇》、《郑成功》、《成吉思汗》、《诸葛孔明》、《曹操》等名作问世。他的历史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有意识地将推理手法运用其中,历史与推理的紧密结合更增加了可读性和情趣性,这在日本小说界独树一帜,使他成为与司马辽太郎并驾齐驱的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以日本历史为素材,陈舜臣则以中国历史为题材,许许多多的日本人正是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架起了一座桥梁。

　　尊重史料是其一贯原则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在我国几乎都已出版,唯有篇幅最长的、非小说的《中国的历史》尚未译介,此次推出实乃幸事。陈舜臣的《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通史,以时间为轴,自神话时代写到近代。他与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

　　《中国的历史》是史书,不是小说,结构严谨,没有虚构、戏说的成分。他的历史小说尽管也是以史实为基础,但既然是小说,其细节描写难免有虚构的成分,这是本书与历史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本书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想象合理,推理合乎逻辑,是史实的努力再现。

　　陈舜臣是日籍华人,使得他具有与国内学者、作家不同的认知,但更多地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历史,同时也参考一些日本史料进行论证,比较客观公正。他对待历史的态度,正如他在回答《东方早报》书面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尊重史料和史实是我一贯的原则。我始终认为作家必须尊重历史,但允许作者去想象。”

　　正因为如此,他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往往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例如写三国的曹操、刘备,唐朝的李世民,南宋的贾似道,甲午战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历史观的惯势影响,较少局限,克服感情上的碰撞与矛盾,根据史料尽可能地去展现当时的真实历史。

　　他没有以史学家自称,的确他不是史学家,他是作家,所以他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没有那种常见的显示着权威性的、甚至强加于人的面孔,而是一种温和的姿态。对他的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这也期待着读者见智见仁的探讨。

　　尽管不是小说,但严肃的史书同样离不开立足于史实的推理,这种推理其实就是一种严肃的考证行为。他说:“我依照自己的方法来理解这些相同的基本史料,并且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解释、推理。”他的推理十分审慎,对隐藏于表象后面的真相的想象尽量做到合情合理,期待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有一个真相。但这不影响对史实进行不同的观察和评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历史的主观意识也会发生变化,每个人解读历史的权利都不应该被剥夺,每个人都具有对历史的话语权。

　　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艺术

　　陈舜臣作为作家写作的史书,没有学者式的枯燥,讲述历史事件,语言平实无华,通俗易懂,严谨缜密,把握分寸,雅俗共赏,又不失艺术性,写得风生水起,生动活泼。语言的平实,不等于肤浅,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极致到平淡凝练的对文字具有超强驾驭力的笔下,呈现出时代发展趋势的长河奔腾,脉络清晰,可以比较完整地宏观地把握历史变迁的全貌,同时在细节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就避免了把鲜活的历史变得干巴巴的纪年表。

　　《中国的历史》自然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但也适合我国读者。原因有两点:一点是作者具有独自的历史观,其学术性不亚于史学家的正论；另一点是以作家的笔触撰写史书,具有更大的可读性。而且作者的目光经常关注基本被正史所忽视的底层民众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作用,对民众创造历史文化、推动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给予应有的客观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以独自的文字表现其历史观,为体现原貌,我在翻译时尽量体现作品的原有风格,保留作者的用语,语言力求规范平实。

　　陈舜臣的创作极其重视史实,视史实为生命。今天翻译这部出版于1990年的《中国的历史》,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利用其后我国的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不然,很多问题的论述将更加明确,也必将大大丰富充实本书的内容。例如,本书对良渚文化的阐述比较简略,如果利用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也许会对中国的朝代断代产生新的想法。再如本书谈到北匈奴的呼衍王,只说到班超的幼子班勇于“永建元年,在平定车师国之后,一鼓作气趁势击败北匈奴的呼衍王”。如果作者能看到在东天山北麓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东黑沟遗址,从其中出土的《镇海碑》的“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这段话,对呼衍王的结局就有明确的结论。当然,这样的遗憾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不应该是对作者的苛求,这也正是说明历史不断需要改正、更新的必要。

　　透过《中国的历史》,可以感觉到作者积淀数十年的对传统史学的深厚功底,处处闪烁着敏锐智慧的光芒,透彻深邃的洞察力和恢宏辽阔的大视野将读者带进中国历史气势磅礴的时代进程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无比深远的情韵。因此,他的史书具有普及性的意义,读者可以从这部书中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获得诸多思想的警示,对构建政治文明的未来社会具有精神的启迪。

　　陈舜臣文学已经超越国界,走向世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使他超越民族、宗教、语言、风俗、意识形态等障壁,在国际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考察中国历史。他说:“希望通过写作更多地跨越国界去思考,很多事情应该朝着无国界的方向去融合。”我认为,这就是陈舜臣文学创作思想的终极目的。

　　(本文为《中国的历史》译者序)